文|雨别
编辑|雨别
《——【·前言·】——》
万历皇帝九岁登基，少年英明，身后却被骂得体无完肤，有人说他是昏君摧毁了大明的基石。也有人说他是被时代和文官集团“绑架”的皇帝。
站在“万历中兴”的功劳簿上，朱翊钧究竟算不算英雄？
九岁的小皇帝坐上皇位那天，朝廷上下的目光全盯在一个人身上。张居正。
三十多年，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个性”，嘉靖喜欢炼丹，隆庆倒是个好人但太短命，朝廷积压的问题堆成山，张居正上来先动了吏治推行“考成法”，给官员打“绩效”。
干得好升官发财，拖拖拉拉卷铺盖走人，这是个狠招，地方官员谁不想捞钱？可张居正偏偏让他们跑不了。
改革的矛头又指向税收，大明的税收名目繁多杂乱无章，张居正一刀砍下，推出“一条鞭法”，赋税和徭役全合并到田亩。
钱粮一次交齐，谁家多少田心里有数，朝廷有钱老百姓也能喘口气。
改革背后还有铁腕治军，边疆不安，蒙古人时不时南下抢地盘，张居正手段强硬，整顿军备修筑边防，收拾战斗力低下的军队，短短几年蒙古人开始避而远之。
朝廷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刀光剑影，朝中大臣怕张居正，更怕他背后的皇太后，有人不服，暗地里结党试图扳倒张居正，太后压阵，小皇帝点头，没人敢造次。
小皇帝看在眼里，他每天读书、练字，按张居正的要求过着规矩日子，身边的人都说这皇帝聪明，未来可期。
改革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国库满了军队强了，百姓安生了，但好景不长，张居正刚刚松口气麻烦就来了。
1582年，张居正病倒了，临死前他写信给皇帝让他坚持改革，可张居正前脚刚走，那些被他压制的朝臣立马跳出来。
有人骂张居正专权，有人翻他家老账，连小皇帝都被鼓动着批他“贪污”，张居正的家被抄得干干净净，亲信也被赶出朝廷。
改革的旗帜倒了，朝廷重新回到官僚的掌控中，朱翊钧年纪轻轻，第一次尝到了“孤立”的滋味。
张居正去世后，小皇帝接过了朝政大权，他每天批阅奏折、听政议事，早朝常常开到正午，百官一时间对这位少年皇帝刮目相看，他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苛政，推行宽松政策体恤民生。
他的勤政并没有换来朝廷的平静，百官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文官集团开始对皇权步步紧逼，文官看不起皇帝，说他年纪轻什么都不懂。
皇帝心里憋着一股气，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却发现无处下手。
朝廷迎来了一场“国本之争”，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是他和一个低位妃子所生，按照规矩这个儿子应该是太子，但朱翊钧偏偏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储君。
文官们一致反对，他们写奏折弹劾郑贵妃说她干政误国，甚至有人直接骂皇帝“荒唐”，朱翊钧火冒三丈，把奏折摔在地上。
他恨这些官员，他们目中无人，他又不能动，张居正留下的余威还在，文官们背后抱团，皇帝动一个就会引发一场风暴。
矛盾僵持不下，皇帝开始厌倦，他开始厌恶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员，认为他们伪善，朝堂上的争吵越来越多，朱翊钧渐渐失去了对朝政的耐心，他的奏折越批越少，早朝也不开了。
只要听到有人提“立储”的事他干脆闭门不见，这种沉默像是一场无声的抗议，他不想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却也没找到打破局面的办法。
百官心急如焚，朝廷的日常事务因为皇帝的“冷处理”而停滞，明神宗有时候一天就处理几个文件，更多时候干脆让太监传话，文官们开始在私下议论皇帝懒惰、不理国事。
这个少年时被称作“有为之君”的朱翊钧在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滑落。
他觉得皇帝坐在皇位上，竟然连自己儿子的命运都无法掌控，这不是君主的尊严，这是羞辱，他的冷漠是对朝堂斗争的失望，可这份愤怒并没有改变任何事，只是让矛盾越积越多。
到了1588年，这场“国本之争”依然没有结果，文官们寸步不让，郑贵妃却不断在后宫哭诉，希望朱翊钧能为她争一口气。
夹在这两方之间的明神宗选择了回避，他从一个勤政皇帝变成了一个“甩手掌柜”。
立储问题牵涉皇权和文官集团的争斗，也是明朝内部权力结构失衡的体现，朱翊钧看在眼里却无力改变，他渐渐学会了自我保护，不再正面冲突，用冷漠隔绝一切。
他从这时起不再是一位“少年英主”，而成了一个冷眼旁观的“怠政皇帝”，沉默并不意味着无作为，他主持并启动“万历三大征”的军事行动。
就在朝堂争论不休时，外部的局势却迫使明神宗不得不做出一些重大决策，明朝疆域内外危机四伏，有人叛乱有人窥伺有人喊打喊杀。
皇帝的态度变得尤为重要，虽然朱翊钧冷漠于朝堂事务，但在战事上他并没有退缩。
1589年，宁夏镇总兵哱拜造反，他自称“宁夏王”联合蒙古人占据黄河一线，气焰嚣张，边关危急，文官建议“招抚”，武将主张“剿灭”，争来争去，皇帝拍了板，打。
十万大军压向宁夏，将领李如松带头冲锋，经过激战哱拜兵败身亡，明军一举平定叛乱，宁夏重归大明版图，可这场仗打得不轻松，军费开支庞大，国库明显吃紧。
还没喘口气西南的播州土司又闹事了，杨应龙手握数万精兵，占据天然险要，公开挑战明廷，他劫掠百姓烧毁村庄，整个贵州、四川一带不得安生。
朝廷动员十几万大军平叛，杨应龙固守播州城打得顽强，但在重兵围困下最终被剿灭，战后播州土司制度被彻底废除，西南边疆恢复了秩序。
可这场战役消耗了明朝大量资源，军民死伤惨重代价巨大。
1592年东亚局势突变，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兵锋直指朝鲜，一路北上威胁明朝辽东，作为宗主国，明朝不能袖手旁观，朱翊钧再次决定出兵援助。
明军先后派出数十万兵力分批渡海作战，名将李如松、麻贵等人在朝鲜战场多次与日军交锋，凭借顽强的战斗力，明朝和朝鲜联军最终击退日本结束了这场战争。
三场战争接连爆发，国库从“万历中兴”时的充盈变得入不敷出，军费缺口越来越大，赋税压力转嫁到百姓头上，导致社会怨气积累。
表面上看明朝维护了疆域和宗主国地位，但内耗严重，埋下了财政危机的种子。
明神宗并非不懂得这些战争的代价。他的冷静决策确保了每场战争都取得胜利。但战火背后，明朝的内政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而外部的威胁却愈发沉重。
万历后期，国家的运转问题越发明显，朱翊钧在位的时间越长，他和朝廷的距离就越远，这种冷漠仿佛一堵墙，把他与整个国家隔开。
三场大战耗尽了国库，为了弥补缺口，朝廷不断加征税赋，民间苦不堪言，官员却层层盘剥，百姓反抗情绪高涨，各地小规模起义此起彼伏。
朝廷不再有足够的资源镇压这些叛乱，只能放任其发展。
为了“省事”，明神宗开始推行“矿税”，这项苛政由太监负责，导致地方上的贪污和压榨更加严重，矿税成为民间怨恨的集中点，地方矛盾愈发激烈。
明朝的财政体系几近崩溃，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
北方的努尔哈赤此时已经崛起，后金建国成为明朝最大的威胁，万历皇帝晚年收到过无数份奏报，警告后金势力的崛起。
但这些威胁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辽东的防线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为后来的萨尔浒战败埋下伏笔。
1615年，国本之争终于平息，长子朱常洛被确立为太子，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争斗，却让整个明朝的统治体系深受损害，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1620年，明神宗去世，结束了他48年的统治，他被葬入定陵，留下一个饱经战火、财政枯竭、内忧外患交织的明朝。
有人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文官集团拖累的孤独皇帝。
万历皇帝的一生，功与过难以一言蔽之，他主持了“万历中兴”带来了短暂的辉煌，也有“三大征”的胜利保住了明朝疆域的完整，他怠政的后期又让明朝走向衰败。
他是明朝的支柱，却也是明朝衰落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