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这是他们的结婚照。

“你跟我也拥抱拥抱，好久都没拥抱了！”

作者：牛志远吴媦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婚姻，至今都是人们心中的典范。

邓颖超是这样对身边工作人员描述她的爱情和婚姻的：“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说这番话时，是1988年的春天，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恩来离开小超已经12年了。邓颖超又一次想起了周恩来，想起了他白天在海棠花下散步的背影，想起了他夜晚抬头轻嗅花香的笑容，想起了他们上一次并肩而立一起赏花的时光……

1949年11月，邓颖超与周恩来搬进了西花厅。这时的他们不再动荡奔走，有了安稳的家，虽然还是聚少离多，但少了些九死一生，多了些温柔缱绻。

一直以来，他们都保持着通信的习惯，信里不只谈革命，也谈对彼此的想念和关怀。

1942年7月3日，周恩来因小肠疝气住了院，虽然邓颖超每隔一天就去医院看望一次，但他还是忍不住给“小超”写信：“昨天你们走后，朦胧睡去，醒来已近黄昏……天气虽热，尚能静心。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7月7日，收到来信的“颖妹”则回复道：“白药已搽了么？是否还分一点留用？我拟明晚去看乃如兄并送药给他。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1954年5月4日，西花厅的院子里，邓颖超看着满树盛开的海棠花，想起与自己相隔万里的周恩来。4月中下旬的时候，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已经去了快一个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看着这些周恩来最喜爱的花，邓颖超决定挑选一些，随信给周恩来寄去。她写道：“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了少许野花，又选上二三朵家花，一并随信寄你，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6月13日深夜，周恩来在日内瓦忙完了工作，提笔给小超回信。当时已是第二天凌晨4时，他已经有些累了，但还是想抓紧时间写，这样才能赶在天亮后信使出发时寄出。

他写道：“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随信一同寄给小超的，还有他在日内瓦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聊寄远念”。

秘书赵炜曾见到，这些传达两地相思的花和叶，被邓颖超精心保存下来，还找了一个镜框装裱起来。

·1960年4月13日，邓颖超在机场为即将出访的周恩来送行。

赵炜还见证过他们的一次亲吻。

邓颖超有一个习惯，周恩来回来的时候，她都在门口等候。1969年的一天，周恩来刚刚结束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的吊唁，马上就能回家了。这趟行程，邓颖超的心中一直都很忐忑，因为当时的越南正处于战火之中，她担心周恩来的安危。

因此，收到周恩来那天要回来的消息，她早早地等在了客厅门前。赵炜等工作人员见状，也在旁边站着。

赵炜回忆，周恩来一进门，邓颖超就走上前对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漂亮女孩子拥抱，你跟我也拥抱拥抱，好久都没拥抱了！”

听到这句话，周恩来非常自然地把邓颖超搂入怀里，还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大家都笑了。“我记得有一名护士，还羞羞答答，扭头不敢看。”赵炜回忆道。

这些深情的瞬间还有许多。

周恩来工作晚归的深夜，为了不打扰邓颖超，选择走西花厅那条“周恩来小道”；邓颖超给周恩来量身定做了一个可以在床上办公的小桌子；还有提醒“恩来的眼睛离开文件几秒钟就是休息”的热毛巾……

很多年过去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每每提起这个地方，总会说一句：“西花厅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在西花厅这个大家庭，时常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邓颖超喜爱孩子，是许多孩子们的邓妈妈，她给予孩子们精心教导、关怀培养。而这些孩子们的到来，也给周邓夫妇增添了许多幸福时刻。

周秉德是和他们关系最密切的孩子之一。她12岁时就搬进了西花厅，一住就是10余年。在周秉德看来，邓颖超是严格的长者，也是慈祥的七妈。

周秉德说：“伯伯和七妈一直把我们看作家人，我们也把西花厅当作自己的家。在我心目中，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学习的关心，那种具体和周到，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更多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一些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对此，她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在周秉德看来，“七妈主动承担家庭琐事，是为伯伯消除后顾之忧，保证他能有更多精力用在工作上”。

这种“具体和周到”可以从周秉德的母亲保留的邓颖超于20世纪50年代写给她的短笺中体会一二：

“小六的病好些吗？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惦念着！”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

·1952年，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左一）三姐弟在颐和园。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对于周家亲属，邓颖超表露出来的关心不是张扬的、一时的，而是默默的、持续的。

1991年3月，邓颖超的身体已很虚弱了，平时活动就坐轮椅。周秉德常常去医院看望她，偶然的一次，周秉德又发现了七妈默默关心她的“蛛丝马迹”。

“我推着轮椅上的七妈四处走走，帮助她放松心情，走到她书桌附近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桌上摆着一张《华声报》。”这正是周秉德当时所在单位出版的报纸。

如今，周秉德也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可当她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脸上流露出的是小女孩一般的雀跃神态：“我马上就给拍下来了，看来七妈还是很关注我的，心里还是有我的。”

邓颖超发自内心地喜爱孩子们，并不限于周家孩子。她与周恩来一致认为，“孩子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周家晚辈、烈士子女、普通孤儿、工作人员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在西花厅成长成材，也亲眼见证了“邓妈妈”与“周伯伯”的一个个珍贵的温情时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工作都由周恩来主管。“他经常一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会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还没时间吃饭。工作人员去提醒，他不理会。”周秉德说。

为了能使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有稍多一点睡眠时间，邓颖超就想出各种办法。

比如派当时年仅5岁的周秉宜“出马”，周秉德回忆：“她年纪小，像只小猫一样没一点声音，走进办公室，拉着伯伯就使劲往外走。”这样，周恩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得到了片刻的休息。“七妈这才能够放心些。”

在周恩来难得的睡眠时间，邓颖超为避免他受到干扰，还在院子里放了一个小木牌。周秉德说：“小木牌上面写着‘安静’两个字。没有这个牌子，我们就可以正常地说话、走路；有这个牌子，我们马上就收敛起来。我们知道这是伯母提醒我们：伯伯正在休息。”

1950年8月8日，是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25周年纪念日。

孙炳文烈士之女孙维世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关怀的烈士后代之一，也是他们的养女。她特地带了几朵大红花来到西花厅，兴高采烈地宣布：“今天给爸爸妈妈举行结婚纪念仪式。”她边说边把两朵大红花分别佩戴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外衣上，又让小卫士们簇拥着他们到庭院中拍照留念。

·1950年，孙维世（左一）姐妹为邓颖超和周恩来过银婚纪念日。

那天，邓颖超很高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今天倒戴了大红花，像个结婚的样子。”

“我的骨灰也用这个骨灰盒”

与西花厅相关的记忆当中，除了温情的瞬间，周秉德也时常想起那些悲痛的时刻。

1976年1月9日清晨，正在出差的她从广播里听到了伯伯去世的噩耗，立马买票赶回北京，戴着黑纱赶到了西花厅。周秉德原以为，伯母会躺在床上哭成个泪人，没想到的是，“她站在客厅等我，我抱着她痛哭不已，她却安慰我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直到1月11日，她才看到七妈泣不成声。那一天，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也是邓颖超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的遗容。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秉德站在七妈身旁，看到一直坚强的她一下子扑到棺木的玻璃罩上，用悲伤不舍的声音说：“恩来，我们永别了，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再也见不到你了啊！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孤独了很多，周秉德常去西花厅看望她。那时，邓颖超也在和疾病作斗争。周秉德听她说过：“我身体有多种慢性病，我在苦斗，苦熬。”

1978年7月，邓颖超写给党中央一封信，将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她说：“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要求：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

4年后，邓颖超经过慎重考虑，在那封信的基础上重抄并增补了遗嘱内容：房屋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做故居和纪念之用；对于亲属、侄儿女辈不要给予任何照顾安排等。

她还声明：“这是周恩来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

·邓颖超与周恩来登上万里长城。

一开始，赵炜对邓颖超早早写遗书这件事很不解，但邓颖超说：“我趁着头脑清楚，手还不抖的时候写出来，我没什么值钱的，但是总归是我的遗物。总理的都处理完了，我要把我这些都交代清楚，也是为了减轻你们的负担。”

1982年11月，邓颖超还给身边工作人员写下身后需托付同志们做的几件事。其中提到：“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她还将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收了起来，每隔一段时间，让工作人员拿出来晒一晒，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等我走了，我的骨灰也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为国家节约钱。”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走完了自己的八十八载人生。工作人员根据遗嘱一一为她处理身后事。她剩下的工资和买的国债加起来共计1.1万元，全部上交作为党费；她的骨灰装进周恩来当年的骨灰盒中，送回他们投身革命、相识相恋的天津，和周恩来一样撒向海河……

尽管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看到那段纪录片，看到他们的骨灰隔着16年的光阴，一样撒向海河时，我们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惟愿这对志同道合、情深意笃的革命夫妻，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重逢，永不分离。

本文刊载于

2024年第4期

《环球人物》杂志

总第5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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