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书时看 小说《红岩》时，里面有个特务头目叫严醉，此奉命去重庆调解保密局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西南监察室主任周养浩之间的矛盾，目睹了在徐远举刑审“江姐”江竹筠的过程。沈醉对江姐“文弱女子是那样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深为佩服。杀人不眨眼的徐远举面对江姐的坚强，就像在后来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表现的那样，气急败坏地声称要扒光江姐的衣服，坐在旁边观看的沈醉用脚碰了碰徐远举，制止了这一暴行。因这一“参与”过程，沈醉成为了《红岩》中“严醉”的原型。
沈醉，他那时担任重庆担任侦缉队队长，是令红白黑各界都避之三分的人物。他还在军统局负责总务，分管几万人的一切开销，权力极大。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军统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沈醉，字叔逸，出生在湖南湘潭农村一个叫沈家大屋的地方，其父亲早逝，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沈醉之母名罗裙，是清末最著名的南社的成员，以擅长诗词而著称。沈醉的名字，母亲根据宋·李清照《如梦令》词中“沈(古汉语中‘沈’通‘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而取。
沈醉的兄弟姐妹及亲属中，先后有20多人都参加了军统，他18岁那一年就遇到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他八面玲珑，处处留心，深得戴笠的信任，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后升任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沈醉在当特务期间，可谓是作恶多端，年轻的沈醉“手脚勤快，头脑灵光”，加上“又肯钻研”，很快就掌握了特务的一切技能，而且做事精明利落。
从“巧计送捕徐昭俊”一事就可以看出沈醉的精明。一次，戴笠指示余乐醒：逮捕疑有越轨行为的复兴社特务徐昭俊，密送南京。徐昭俊是上海区情报组组长，此人身高力大，腿脚敏捷，武功很好，枪法也准，要逮捕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接到任务的余乐醒有些紧张，沈醉却满不在乎地揽下任务。他献计让余乐醒反其道而行之，假借说是沈醉犯了大错，戴笠要逮捕沈醉，要徐昭俊把沈醉押送到南京接受调查。不知内情的徐昭俊押送着沈醉去了南京，一下火车，自己却被特务们五花大绑了起来。
很快，沈醉就升职为情报组组长，在上海闹市或者租界区抓人时，他常常采用先把人打昏，然后其他特务冒充被打人的朋友送他去“医院”的方法；其次训练漂亮女特务冒充被抓人的妻子，在大街上揪扯被抓人，特务们再冒充被抓人的熟人与朋友，帮助妻子把被抓人塞进车而绑架的方法。此方法屡试不爽，“颇见成效，戴笠大加赞赏”，不久沈醉又升为行动组组长。
在解放前夕，沈醉愚忠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将自己的母亲罗裙和妻子粟燕萍和儿女送往台湾。临上飞机前，母亲坚决不肯上，无奈之下沈醉将母亲抱上了飞机。母亲一再呼唤他，还流着眼泪说：怕死在异乡而不能归葬故土。直到母亲客死台湾，终未能再见到母亲一面，引为终生遗憾。
然而，在云南解放时，想逃台湾的沈醉没有逃成， 被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被迫投向人民的怀抱，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有当时在重庆执行完大破坏任务后逃至昆明等候飞去台湾的军统西南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与军统经理处处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郭旭。后来被卢汉当成被俘战犯，囚禁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云南被中共占领后被转移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后同宋希濂转去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成为战犯。
沈醉的妻子粟燕萍逃往台湾之后，当时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杀身成仁”，还把他作为烈士来供奉，消息闭塞的她迫于生计的艰难，改嫁成为别人的新娘。
粟燕萍是湖南长沙人，与沈醉育有一子五女。她是沈醉当年在军统局临澧特训班当教官时的学生，才貌双全，曾给沈醉写绝句：“幸到门前成桃李，满庭白雪任君看”，可见其才华十分了得。
后来，经过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当年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还帮助主席代逮捕了很多当时潜伏在军统的特务，有立功表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此后，沈醉先后撰写出版了《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爱国将领卢汉》《我这三十年》《人鬼之间》《沈醉日记》等著作，作为一个军统老牌特工，为大家揭示了一个真实的军统世界，也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晚年沈醉回到老家的时候，不由得热泪盈眶，并赋诗一首：半身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堪慰家乡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1996年3月，一个经历惊涛骇浪、命运沉浮的传奇式的人物沈醉，因肺癌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时人写诗概括其一生曰：沈为党国忙半生，醉心军统染血腥。倒戈欲归仍作囚，起义有功不尘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