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读《左传》，那是有原因的，比如《左传》显示出的那种古文之美！尤其在这种美好文字中蕴藏的做人做事道理，更是让历代读者沉浸其中。或者为人生箴言，或者为人生瞩望，或者为人生得意，或者为人生遗憾。不同的人，不同的阅历，都能在《左传》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悟、收获与快乐。

《左传》文字之美，或者文学的成功之一，就是对反衬的使用。这种反衬，在讲述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嵌入了做人做事该有的价值观，标出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判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高下贤愚。这样的反衬，让文字不再单调，也不再累赘，而是清丽委婉，灵动洒脱，进而入心入脑。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比如鲁僖公六年的《左传》，就是通过公子夷吾的自私反衬了公子重耳的贤德，就是用齐桓公的霸道反衬了楚成王的智谋！

晋国太子申生之祸，在骊姬的诬陷下，重耳、夷吾都成了太子申生的同党。为此，在一年前，重耳就已经被迫逃离了晋国，而同样被诬陷并被问罪的公子夷吾，竟然在他的封地，即屈邑又整整坚守了一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父亲晋献公会忘了他的这个“坚守”。因此，在晋国拿下虢国之后，晋献公便立即派出贾华，前往屈邑讨伐这个拒不归罪的公子夷吾。

作为反衬，《左传》笔下的重耳与夷吾，处境相同，出身相同，但选择的行为方式却截然不同。

比如，同样被晋献公讨伐，重耳的选择是，嘱咐手下不得做任何抵抗，并选择逃亡；而夷吾不但要抵抗，还要坚守屈邑一年。在无法坚守时，夷吾才勉强逃亡。前者是孝，也是忠，因为重耳不愿做晋国力量的消耗者。后者显然对权力的崇拜超过了对他父亲的敬畏，以及对晋国的爱护。

相比重耳，夷吾在离开屈邑时，竟然“盟而行”，可见是把屈邑当作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即使出逃，也要让屈邑曾经的下属发誓追随自己，保护自己留下的所有财产和利益。这种举动，是对下属的绑架，更是一种事后勒索，也是无情的。而相反，重耳逃离，不但净身出户，还要给寺人披留下一块袖布，作为这趟差事能够交差的凭证。因此，与重耳比，夷吾的自私跃然纸上。

公子夷吾不光是自私，更是有野心的。与重耳的真性情相比，夷吾明显对未来的晋国有觊觎之心。所以，在出逃方向的选择上，只要有利于这个未来目标，夷吾就会选择。对于这一心思，作为同宗的跟随者郤芮看得很明白。所以，郤芮建议夷吾逃亡梁国而不是重耳已经在那里的翟国。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梁国与秦国亲近，又与屈邑仅隔着一条黄河，即今天的黄河壶口瀑布那里。从道理上看，夷吾去了梁国，更容易在秦国的支持下当上晋国国君。

在以往的注释中，一般都把“后出同至，罪也”这句话，解释为夷吾如果也来到翟国，则显得二人有可能真就是太子申生事件中的同谋。所以为了避嫌，故夷吾不去入翟。但在我看来，“后出”如果是夷吾之罪的话，则“同至”之下，此行就只有其“罪”而别无其“利”了。因为，夷吾心中之“利”，在于未来晋国国君大位。如果兄弟二人同在翟国，重耳在前，夷吾就只能当陪衬了。

但历史总是给处心积虑的投机钻营者开玩笑。虽然公子夷吾也真的在秦国的支持下当上了晋国的国君，即后世所称的晋惠公。但晋惠公在位的七年时间，应该是他人生最痛苦的七年，内乱与外祸相继不算，自己甚至被秦国俘虏。晋惠公作为国君，不但丢失了大片晋国领土，还导致晋国内部严重分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往能看得到的自私与无德！这样的晋惠公，当然与重耳，即晋文公所建立的历史功勋是无法比拟的。

正是因为有了夷吾的反衬，才让重耳后来的伟大显得更加合情合理，更加符合天道人心！

而齐桓公的反衬，就如前文《霸权的信用一旦坍塌，离破产就不远了！》的描述那样，齐桓公不顾周惠王的脸面，不顾“尊王攘夷”旗帜的跌落，竟然为了周王室的家事，就动起了拿捏周惠王，干涉周王室内政的事来，甚至以会盟的方式逼迫诸侯选边站队！这显然是无礼的，也是失德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齐桓公在这一年小不忍而乱大谋，导致伐一“郑”而失郑、许之盟，脸面全无！相反，楚成王抓住机会，围一“许”而得郑、许之心，赢得盆满钵满！这当然也是成功的反衬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