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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老告退，山水方滋。”魏晋南北朝纷乱时代背景下，士人们经世济用的志向已然沦为空谈，因而“寄情山水”的排遣方式开始兴盛。

既然选择在大自然的美丽中找寻惬意，旅游业便应运而生。

士人们在旅游中探险、散心、释放久久压抑的情感，将经常出现在文人笔下的山水与人生哲理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现代人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探究当时山水游兴盛的动因，无外乎是内在需要与外界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切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兴盛无外乎和经济基础有关，更不必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纷乱的时代背景下，历经苦难的百姓和仕途失意的士人比比皆是。

这也给了宗教发展一片沃土。当时宗教盛行，佛教的传入和本土宗教与儒学相结合，使得百姓在无法消解的苦难中精神可以得到暂时安歇。

士人们同样如此，他们出身较高也自小受到较为良好的教育，都有着建功立业的理想。

然则社会政治黑暗、朝廷昏聩无能使得这些颇有抱负的士人们报国无门，无从谈起建功立业的志向，因而只能在出世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在山水之间寻求慰藉。

东汉末年，朝政由宦官把持、党争迭起，深陷其中的士族们有的被迫退出政治舞台有的直接销声匿迹，士人们无法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生存，甚至连自保都无法做到。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隐于山水自保。“惟日为岁，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这样的思想成为当时士人隐逸思想的主流。

再加上后来五胡乱华，晋人南渡，司马一族的皇室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连基本的稳定局面都无法维持。

此时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治昏聩、社会混乱、朝代不停更迭，士人们无力逢迎，只求在短暂生命里可以最大可能地增加生命的厚度。

与此同时，儒学教育体制开始松弛，玄学之风大盛。天命观念在人们心中逐渐被否定，探求理想人格的本体成为士人们追捧的对象。

玄学与儒、佛思想融合构成出世思想，山水便成为抚慰士人们颠沛流离生活的媒介。士人们主要着眼点开始由社会现实问题转向个人生命。

士人们畅游山林原野，认识自然本性，在山水行游中洗涤世俗功名利禄蒙蔽的心灵，找寻返璞归真的心灵和自由的愉悦感。

而这些士人们也都出身较高，具有丰厚的物质基础、足够的闲暇时间和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他们山水游活动打下了基础。

士人大多来源于当地豪强士族，当时战乱纷飞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不得不依靠地主生存，由此地主豪强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大，逐渐掌握政治权利。

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制度暴露出它的短板，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直到西晋中后期，皇帝登基都要王、谢两家士族扶持才得以稳坐高台。

后来南北朝政权多由少数民族建立，士族的政治力量被削弱，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圈边缘，只享有之前的俸禄而不再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

如此一来，在面临无法介入政局实现人生抱负的情况，士人们开始转身拥抱山水。

比如谢灵运就有丰厚的财产来支持他的山水游活动，“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

其他世家大族也都积累有丰厚的资财供他们享乐游玩，为他们探寻人生真谛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此外，政府在稳定局面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当时的交通设施。

自西周以来，政府便不断进行道路整修、开通水路、修缮水坝和船坞。到魏晋南北朝之时已经形成了南北贯通、协调有序的交通网。

建康、邺城、成都和平城等交通中心的建立，将北方的关中地区各个道路联通起来，方便游览者自由来往。

苻坚政权建设道路“20里一亭，40里一驿”；北魏建设了500多里直道，开凿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人工河道，沟通黄河各水系，其他地区的人工水渠也得到修建完善，航行变得更加便捷。

对于江南士人来说，乘船畅游山水成为主要生活方式之一。

舟楫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嵇康曾云：“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南朝羊侃出游的装备极其豪华，在船只上“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

船业的发达推动了山水游的热潮，士人们就在这些外部诱因的作用下，在追求精神放逐、山水洗涤心灵的作用下，将自己的精神和山水融为一体，不仅创作出千古流芳的诗篇，还为后世山水诗派打下了基础。

从此之后，山水诗派跃入诗坛，后世的人们也得以从山水佳篇中探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们的精神状貌。

魏晋南北朝士人山水游活动出游范围是在统治中心周围，古代交通网络即便是在发展也终究比不上现代的一日千里，所以士人们的出游范围还是因为交通受限，多是选择近途旅游而非远游。

西晋时期的士人多在洛阳附近游玩，东晋至南朝，士人多在建康附近游玩，另外会稽和永嘉也是山水游的热门景点。

即便是有的士人选择远游，也是在各大名山之中择取出游的对象。

衡山、泰山、天台山等名山都受到他们的青睐。由于当时旅游业开发尚不全面，所以士人们涉足的地方都是一些海拔较低的丘陵，易于驱车行路和攀登的地方游客络绎不绝。

除了著名的景点和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士人们山水游范围还包括一些宗教文化旅游地区。

像是庐山、茅山等宗教文化浓郁的地方，就有许多士人们在此处题诗作赋。

庐山中就有很多游览者的山水诗赋以当地的道观、寺院的名字命名，如《从游天中寺应令诗》和《同庚中庶吾周处士弘让游明庆寺诗》等。

士人们由于各自遭际不同，因而选择不同的出游方式。首先是观景型，登山涉水、观赏自然风光是士人们最普遍的旅游方式。

登临纵览江山，在高山峻岭之中感受世界博大、万物渺小，即便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也会在公事之余找机会驻足欣赏风景。

东晋顾长康从会稽返程，一路上得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谢灵运在永嘉往返时也曾泛舟湖上，寄情山水；

鲍照参军期间，赴任途中时常登临山水以抒发功业未成、身老思乡之情。

他们在山水旷达之中找寻消失已久的归宿感，山不言水静默却给了士人们一吐为快的机会，山川锦绣，给了士人们超然于物外的情怀与感慨。

其次，士人山水游是因为痴宗教玄理，在山水中游历、修炼，探寻宗教奥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和本土宗教融合的高峰期，士人们意识形态中也自然有着宗教的影子。

其中道教信仰是士人们走向自然的原因，山水游历在他们看来是体验大道的必经途径。

有的士人游历山水是为了采集草药炼丹，以求得道成仙；

有的士人游历山水是为了寻访一些隐逸的高人，交流道教见解、切磋道家修为；

有的干脆留在一个风景秀丽的道观之中，帮助著述道家典籍；

还有的是为了在一众山水之中寻找一个可以修身养性的地方，以便潜心修炼。

佛教的轮回说也促使士人们开始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寻找一点平衡，那些僧侣们经常选择一些依山傍水的地段建造庙宇潜心修炼。

士人们仰慕僧人们可以在山水之中远离尘嚣，也便趋之若鹜。有的士人为了参经悟道，便进入寺庙和僧人们一起参禅礼佛，更有甚者为了得道，不惜变卖家产，辞官出家以求在寺院中适宜的度过余生。

还有在山水之中集会，作为一种高雅的娱乐方式。

魏晋南北朝的士人们都喜欢在山水之中谈理论道，比如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友人们相约春和日丽之际，知己好友两三携仆而交游，在席间把酒言欢畅谈玄学，好不惬意。

在当时，较为著名的山水集会有洛水之会、金谷游宴、兰亭雅集等，他们在山水之间集会，不涉及世俗繁务，放浪形骸、无拘无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无法仕宦的士人们在山水之间休憩，为显示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他们就在山水游玩之时，在一个称意的地方修建居所在此隐居或谈笑玄言。

南齐孔稚珪曾著：“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

山水行游之中，尽得无限趣味。

山川秀美，古往今来都令人心向往之。魏晋南北朝诗人心思旷达，再加上意识形态影响和政局混乱，山水行游变成了人们主要的娱乐派遣方式。

山水行游活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各自大放异彩，他们在山水之乐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山水审美意识，为后世山水诗和旅游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