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陶斯亮于陕西延安诞生。彼时，延安正进行整风运动，母亲曾志因故未在家。因此，照料女儿的重任落在了父亲陶铸的肩上。
曾志为专注革命工作，生下陶斯亮后决定绝育。毛主席闻讯曾劝解，但陶铸无旧观念，尊重妻子决定。因此，陶斯亮成为他们唯一的孩子。1945年春，陶铸与曾志接令赴东北执行任务，留下陶斯亮于延安保育院。直至一年多之后，陶斯亮才得以与父母重逢。陶斯亮认为父亲是温柔的“猫爸”，而母亲则是严厉的“虎妈”。因母亲常因工作繁忙不在家，她的童年与少年时光里，与父亲更为亲近。在东北虽生活艰辛，陶铸仍让女儿整洁如初，常劝其多笑。面对曾志的严要求，陶铸会介入，认为女儿应被宠爱，如此长大后方能温柔善良。陶斯亮记忆中，父爱与众不同，父亲常对她直言“我爱你”，而母亲则鲜少如此表达，这与传统沉默的父爱形成鲜明对比。1955年，陶斯亮随父母抵粤。因天气炎热，她常不着睡衣入睡，父亲陶铸则耐心屡劝，要她务必穿好睡衣以防着凉。
受父辈熏陶，陶斯亮与多位老一辈革命家子女结谊。其收藏的旧照中，有张黑白照片尤为特别：虽看似寻常，但照片中的四位姑娘皆非凡人物。照片从左至右依次为：毛主席之女李讷、林彪之女林豆豆、聂荣臻之女聂力，以及最右侧的陶铸之女陶斯亮。这张照片摄于1961年，时陶斯亮与李讷皆就读于师大女附中。尽管李讷在校隐瞒身份，但她乃毛主席之女一事仍迅速传开，使得小她一届的陶斯亮得以相识。在校期间，李讷行事低调，衣着简朴。不同于其他女同学常三五成群地嬉闹，她更倾向于独自行走，享受独处的时光。上世纪五十年代寒假，陶斯亮回广州探视双亲。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深得李讷母亲喜爱，后者多次赞扬道：“这孩子性格真是出色。”由于李讷当时性格敏感且忧郁，周围的人乐于见到两孩子相伴。因此，陶斯亮与李讷逐渐建立了友谊。
起初，陶斯亮以为李讷简朴，常穿蓝制服，不分四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她意识到李讷刻意避免身上有任何色彩与装饰，这是她的有意选择。受家庭熏陶，李讷严于律己，行事前总深思熟虑，顾及影响。红墙之隔让她少了与同龄人的交往，久之，这种谨慎压抑的环境使她的性格日趋孤僻。在北戴河，李讷与父亲相伴时，陶斯亮来访。毛主席见状，指着陶斯亮的花裙子对李讷笑道：“瞧瞧，亮亮这裙子多漂亮，你也该穿得鲜艳些。”尽管父亲希望她穿着更鲜艳，李讷却始终身着蓝制服未换。幼时的她曾对陶斯亮说：“我就喜欢这样穿，蓝制服挺好的。”我未来的归宿，要么是成为举世无双的佼佼者，要么就是沦为社会中最不堪的一员。
陶斯亮视李讷为超越年龄的智者，尽管李讷仅长她一岁。初中时，陶斯亮便觉李讷博览群书，见解独到，思想深邃，常自愧弗如，感自身学识浅薄，见识有限。上世纪六十年代，因国内形势变动，李讷成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及代表，同时，她也兼任着解放军报社的总编一职。《解放军报》党内地位重要，李讷年轻任主编，压力巨大。那段时间，她精神极度紧张，常失眠，需依赖安眠药方能入睡。1970年，江西进贤县设立了“五七干校”，遵照毛主席指示，李讷来此参与劳动锻炼。同时，毛主席及中央办公厅领导也希望她能借此机会适当休整，恢复健康，改善睡眠。
在五七干校，李讷勤勉劳作，勇于承担繁重任务，与同事共进退，关系和谐。经数月劳动，她的失眠症状显著改善。1971年，李讷与五七干校的同事小徐确立恋爱关系，获毛主席首肯后登记结婚。婚礼当日，毛主席特派人赠送了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礼物。婚姻因多因素终结。离婚后，李讷携子居北京，既忧生活琐事，又虑孩子教育医疗，全然普通民众模样。冬日排队购白菜，艰难拉车买煤球，无人料想毛主席之女竟过此清贫生活。
毛主席去世后，李讷遭遇了严重的精神困扰，但聪明伶俐的儿子为她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欢乐，逐渐帮助她摆脱了内心的苦闷。李讷由李银桥夫妇看着长大，尤其是妻子韩桂馨自小照顾她。鉴于李讷既养家又育儿，负担沉重，李银桥夫妇决定助她寻觅一位生活伴侣。1983年，经李银桥介绍，李讷结识了前中央警卫团成员王景清。1985年，在相互了解后，两人结为夫妻，李讷的儿子随后也改随继父姓王。婚后，王景清与李讷彼此扶持，恩爱有加。王景清主动承担家务，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李讷的精神与身体状况均逐渐得到改善。李讷对王景清的身体健康颇为关切，鉴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曾负伤，这一点让她更加留意他的身体状况。
1992年，陶斯亮与李讷终于重逢，这是她们20多年来的首次相见。这期间，两人各自历经了无数艰辛与挑战。陶斯亮见到李讷后，惊觉她敏感忧郁的气质已逝，取而代之的是淡然自洽。尽管衣着依旧朴素如初，李讷内在的巨变仍让陶斯亮深感震撼。望着李讷，陶斯亮忆起童年时她的豪言：“我将来要么成为最好的人，要么就是最坏的人。”她笑着对李讷说：“回想当年，你的话有误。你既非最佳，亦非最坏，仅是众多中国人中平凡的一员。”确实如此，每当毛主席诞辰与逝世纪念日之际，纪念馆前总人潮涌动，长队绵延，其中，也不乏李讷的身影在其中静静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