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哪位骨头最硬、最敢犯言直谏，不少人会说彭德怀元帅。但是彭德怀元帅却感慨：“都说我的骨头硬，我看黄克诚的骨头比我还硬十倍！”
这话真是一点不假，撰写黄克诚回忆录的一大难点，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讲述他跟那些上级领导的摩擦、争执。幸好他有亲自撰写回忆录，让后人讲述时有个可靠的“证据”。
黄克诚从来都是论事不论人，他也十分欣赏和敬仰对事不对人的上级领导。
1930年6月，“立三路线”开始盛行。“立三路线”将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视作决定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并为此大规模制定相应的城市武装起义和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
这一路线一度得到大多数同志积极拥护时，黄克诚却在听到的第一时间感觉到不对。通过亲身经历和革命所闻，他认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起码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为此，他给彭德怀写了封信，陈述不能打大城市的理由。
那段时间，黄克诚几乎每天都在跟纵队政委张纯清争论，试图说服他并扭转他的想法。黄克诚说破嘴皮，张纯清还是说他高估了敌人的力量，是个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这一称呼伴随黄克诚多年，直到抗战初期）。
军团长彭德怀没有下令攻打武汉，但军团高层内部还是有一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按照中央的“立三路线”部署，进行武装夺取武汉。还有一部分人提出先取长沙、后取武汉。双方争执不下，讨论得相当激烈。
黄克诚是占极少数的第三种意见，反对攻打任何一座中心城市。他还在会上公开发表。其结果可想而知，当即遭到众多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他的观点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相关领导可能也这样认为，也可能是众怒难犯，便将黄克诚调离领导岗位。刚出的纵队政委任命，就这样被撤销了。
黄克诚与毛主席当时素未谋面，想法却是不谋而合。毛主席也不赞成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但鉴于大多数指战员都坚决要打，及这是中央的决定，只能默默支持、尽力指挥。红一、红三军团联手猛攻，对长沙久攻不克后，毛主席站出来对广大指战员们进行耐心说服，部队才散开，分头扩张行动。
这事还有后续，中央不久派来一个名叫周以栗的中央代表，督促红一、红三军团再攻长沙，后续攻取武汉的计划。这在两个军团内部引起广泛且激烈的争论，是毛主席找到周以栗，反复交谈，把相关观点掰碎了跟他讲。最后终于把周以栗说服，使其支持毛主席，避免了各种意义上的分裂。
可是到1932年年初，在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的指示下，开始攻打赣州城，毛主席未能及时阻止，红军出现极大不必要的伤亡。当时毛主席处于一种有名无权的尴尬处境，没有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做起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却只是个空架子，所以这个执行主席自然也是高帽子、空头衔。
毛主席是不赞成攻打赣州的，他主张中央红军在支援第19路军抗战的口号下，向敌人同志薄弱、地形利于我方、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发展，从而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可惜这一正确主张并未被采纳。这就是历史的无奈之处，从未来看对这个无比正确的主张悔恨不已，又无可奈何。
参加攻打赣州战役的中央红军，数量颇为庞大：红三军团全军、红一军团红四军、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可见中央的决心是多坚定。攻打赣州之前，黄克诚就是反对的态度。首次攻城不顺受挫，他就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别打的意见，未获准。
第二次攻城又受挫，黄克诚再次提出撤围，回复依旧。后来眼见伤亡越来越大，敌人吹起反攻的号角，黄克诚在未经上级同意的情况，果断下令撤离，这给红军减少了不少损失。
黄克诚这样的行为，在战后的军团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说他这是对抗中央路线。他据理力争，说自己不服，而且没错，将来也不认错，准备再争论二十年。黄克诚还想请毛主席出来指挥，只有毛主席才不会带领红军做“赔钱”的买卖。
其实黄克诚当时的处境不能说差了，而是非常差，他因对过火的“肃反”，差点被抓去处决。幸好彭德怀听说后，及时从前线赶回救下。攻打赣州前，黄克诚还跟彭德怀吵了一架，说他这是半个立三路线（即冒险主义）。战后，黄克诚接连受到批判，还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教导营做营政委了。
会后，彭德怀找到黄克诚，劝他不要再“说话”了，还“威胁”道：“你再这样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回：“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两年前，黄克诚挨批后，彭德怀劝道：“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的回答还是那个：“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黄克诚被撤职、降职的经历，可以说比一些高级干部的升职次数都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秉公直言的性子也没改。有学者说黄克诚是“九上九下而未悔”，可他实际的“上下”哪止这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