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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冬天，天特别冷。那时我还不到20岁，终于当上了兵。
家里人高兴得不得了，送我去部队时，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心里那叫一个激动！
可是，当兵这条路，真不容易，差点没成。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12月初，我们全村的小伙子都去公社卫生院体检。我的内科、外科、五官科，什么都合格，就差最后一项——体重。
站上称一称，才47.5公斤，负责体检的医生一看就摇头，说我不合格。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凉了，觉得这兵是当不成了。
就在我垂头丧气准备走的时候，一位姓吴的接兵干部，也就是后来新兵连的排长，站在旁边看了看我的体检表，笑着对医生说：“这小伙子看着不错，差一点体重没关系，到了部队顿顿管饱！”
他看我一脸着急，又对我说：“去喝点水，别紧张，等下再称一次。”
我一听，立马跑出去，找了个水龙头猛灌了好几肚子凉水，直到喝不下为止。
五分钟后，我再上称，嘿！显示48.5公斤，合格了。
医生和吴排长都笑了，排长还说：“我就说嘛，这小伙子就是没吃饱。”
就这样，我顺利通过了体检，真的要去当兵了。
1972年12月24日，我正式到了部队。部队生活没那么简单，接下来的三个月新兵训练，累得我怀疑人生。
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跟着大家跑五公里、练军姿、打靶。身体上的累都不算啥，最难熬的是那种孤单和无助。
身边的战友们大多表现不错，有些人还受到连队表扬，我心里却越来越低落，觉得自己怎么也出不了头。
训练结束后，大家开始分专业。说实话，我那时真有点期待，毕竟我高中毕业，觉得自己分到一个好岗位没问题。
可最后分配的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我被分到了炊事班，也就是做饭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彻底凉了。
当时也没脸告诉家里人，怕他们失望，毕竟全村人都以为我去当兵是去保家卫国，谁知道我却成了“炊事兵”。
那段时间，我每天干活儿都提不起精神，连做饭也心不在焉。有一天，吴排长来看我，估计是听说我情绪不对，就跟我聊了很多。
他对我说：“小赵啊，部队不埋没人。哪怕你现在干的活儿看着不起眼，只要你踏实认真干，总会有机会的。”
吴排长的话点醒了我。我开始认真对待炊事班的工作，既然做饭也是任务，那我就要做好。慢慢地，我心态也开始改变了，不再觉得自己是被埋没的人。
1973年7月，连里让我接手养猪的活儿。部队养猪是为了改善伙食，那时候大家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0.45元，别说肉，连油水都少。
养猪其实挺关键的，节日里连队指望着猪肉过节。我一开始对养猪一点经验没有，可任务既然来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每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先给猪喂食，然后打扫猪圈。白天还得上山去割猪草，晚上回来再给猪加餐。
我把连里的八头猪照顾得膘肥体壮。虽然工作辛苦，但心里还是有点成就感的。
养了一年多猪后，我的表现得到了连队的认可，1974年，我被任命为“上士”。
“上士”其实就是给养员，但因为过去有军衔制度，大家习惯了叫这个称呼。
成为“上士”后，我除了继续管猪，还得负责全连的粮食、蔬菜采购和伙食统筹，每天忙得团团转。
尤其是连里的司务长经常出差，很多事情都落到了我头上。
那时候，我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连轴转”。但看着战士们吃得饱、吃得好，我心里也是乐呵的。
每天都想着怎么能让大家伙儿吃得更有营养，伙食改善一点是一点。
最紧张的一次，是在1974年的冬天。当时我们连队接到命令，要支援地方农业，战士们得去村里干农活，时间一干就是三个月。
问题是，战士们在外面吃饭，粮票不够用。一个月发的45斤粮票，到了月底，战士们纷纷饿肚子。那段时间，我每天接到战士们的反馈，心里急得不行。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决定亲自跟着战士们下乡去体验一下。
结果发现，每顿饭四两粮票根本不够吃，尤其是在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下，战士们最少得吃两碗饭。
我一回来立马给连长打了报告，申请增加15斤粮票，好让战士们在外面不饿肚子。
申请终于批了下来，问题暂时解决了。可紧接着，猪圈里的猪出了问题。由于天冷，猪的食量增加，但饲料不够，猪开始消瘦。
眼看春节快到了，全连指望着杀猪过节，这要是猪没养好，可真是连饭都没得吃。我赶紧去司务部协调粮食，几经波折，才争取到一点额外补给。
为了让猪赶紧长膘，我每天一大早就给它们熬稀粥，还跑到山里去割草加餐。那段时间别提多累了，但一想到战士们盼着春节能吃上一顿红烧肉，我再累也觉得值。
春节那天，猪终于杀了，炊事班里煮起了香喷喷的红烧肉。看着战士们一个个满脸笑容，我心里踏实了。
这些年在部队，虽然工作平凡，但它承载着整个连队的生活，丝毫马虎不得。
做饭也好，养猪也好，都是为了战士们能吃饱吃好，只有他们吃好了，才能有力气训练和战斗。
1976年年底，我被提干为连里的司务长，每月工资52元。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那一年，我才2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