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很多普通人对于高干基本上都会把孩子送出国这件事有意见，认为这是领导干部群体对于国家的否定以及特权。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的决定。那几年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也就形成了普罗大众“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在国外”的板刻印象。
瑞典作为一个小国，又是一个非英语国家，所以一般干部子女来的不是很多。在瑞典这么多年，我认识的人里面最高只有一个副部长的女儿，厅级干部子女有一些，但也不算多。当然，更多的可能是人家很低调，平常人不认识或者即使认识了也不知道对方的家庭背景。
枫的父母都是厅级干部，父亲曾经是某个北方实权省厅的厅长或是副厅长，后来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被边缘化了。她偶尔提起来的时候，表情里的一丝骄傲，也有一丝哀怨与落寞。
落寞的原因是因为她的父母或许是厌恶了国内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或许也可能是得罪过人。总之希望她在国外待得越久越好，甚至最好是永远不要回国。但她似乎又没有读博士的天份，所以她在瑞典的生活介于不断的读硕士和间歇性的工作之间。
当然我有一个比较阴暗的想法，那就是她父母可能事实上已经瞒着她离婚了，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所以她没准是一个多余的人，回国之后正常的家都没有。父母单纯是自我安慰，觉得她在国外应该生活的挺好的，没事给打点钱，获取良心过得去。当然，这只是我暗搓搓的心理活动，从来没有表现出来。
不过她的经济状况一直都挺不错的，生活也过得很安逸。让苦逼哈哈还着房贷的我很是羡慕。
或许正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差，然后又只能在这个北欧小国蹉跎岁月。导致她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享乐，或者说是骄奢淫逸，当然并没有达到令人发指的那种地步，属于在能够达到的条件下过得尽可能舒服那种。
有一次枫在贤者时间和我闲聊的时候，表示自己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有几个帅哥伺候着，有人做饭有人按肩有人捏脚啥的，她还可以给人家排个序，打个绩效啥的。言语中流露着官僚阶层特有的腐朽。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下她这个绩效该怎么打？我举出了明代冯梦龙著作《醒世恒言》中《金海陵纵欲亡身》一节中，海陵王所采用的以大小排绩效的方式。她对此嗤之以鼻，表示时长也很重要。最终经过科学的讨论之后，她总结出来一套公式，说要按长度*进出次数*频率系数来进行排序。我严肃的指出了她的计算方式中没有考虑接触面积的影响，因此应当以直径*圆周率*长度*进出次数*频率系统来进行排序。对些她表示过于复杂，不好计算，于是作罢。
随后我们又讨论了日常家务要不要计算进绩效之内，她表示完全不考虑。我说这部分难道不是付出嘛，怎么能不考虑绩效呐。她表示这些工作属于下等人，匠籍的人才做的事情。可替代性很高，无非就是花钱买服务罢了。愿意做是个人爱好，不做也无所谓。搁古代，匠籍的人压根都不能参加科举的，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保证了社会的纯洁性，宋太祖就说过，治国还需读书人。因此，属于不需要考虑进绩效范围内的指标。
虽然我对此颇有非议，但是对于一个基本上不怎么干家务的人来说，还是觉得她这一套理论对于我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没有争辩。当时还有一个男生，追了她很久，经常给他做菜干活请她出去玩啥的，但是两个人始终没有确定关系。后来有一次我问她怎么不和那男生确定关系，她表示那是不可能的，对她再好也不可能，最多给个候补代理准备用男友的身份。我说，那我呢？她哈哈一笑，表示我这就属于战时火线入党，战后光荣退役那种。我说那你多久打一场仗，她说还不得一周七八场吧。我说那我这还可以在役很久，她说并不是，预备役还是挺多的，各军区轮战就行了。我说你还挺会享受。她表示人生在世，及时行乐最为重要。我表示赞同。
枫会吹笛子，吹笛子的时候，侧脸还是挺好看的。偶尔心情好的时候，她会吹笛子给我听。悠扬的笛声伴随着她身上传来的阵阵幽香，不禁使人想起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那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了生存的搏杀。
或者以后有心情，我会再写一些她的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