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缘，1886年（清光绪11年）出生，山东沂水城南刘家店子村人。祖父刘策先曾任清朝湖北巡抚，家有良田数十顷，庄园多处，是沂水有名的大地主。

刘佛缘虽生于仕宦之家，但系庶出。在封建社会里，侧室之子是没有地位的，常受人奚落、歧视，因而他对封建制度很有反感。

刘佛缘幼年在家读私塾，20岁去济南求学。在此期间，受了一些进步人士的影响，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冲破家庭的阻拦，东渡日本，先补习了日语，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

求学期间，刘佛缘认识了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曾赠送他一支日本手枪，他极为珍爱，经常带在身边。

刘佛缘一面进行革命活动，一面读书学习。他除了读有关法律、政治的书籍外，还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籍，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日本不久，刘佛缘就剪掉了辫子。每年暑假，他以归省老母为名，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他常到沂水县城的学校里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沂水县城里瑞麟小学的师生，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积极力量，这和他当时的鼓动是分不开的，

刘佛缘能言善辩，言辞富于煽动力，宣传对象不分男女老幼，活动场所不拘于学堂或集市。后来被官府察觉，正要下令缉拿，幸有人透露，他遂潜逃日本。

辛亥革命后，刘佛缘从日本回到济南，担任法政专科学堂的教师、山东省议会议员，后来执行律师业务。

他经常利用省议会的合法地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求荣、热衷内战的行为痛加抨击，并借律师的身份，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为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辩理。为此，常遭到反动当局的监视。

刘佛缘对辛亥革命后的现状很失望。清朝皇帝被打倒了，土皇帝又一个个冒出来了。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刘佛缘惋惜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吞食，另一方面又很羡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家中经常说：“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将来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

1925年，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北伐战争胜利前进的重要关头，背叛孙中山的遗教，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分化为左右两派。刘佛缘坚决站在左派一边。

他忠于孙中山革命思想，曾潜赴武汉与邓演达联系，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等旋即去欧，而后蒋介石的屠刀挥舞愈加疯狂，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革命转入低潮。山东方面，空气也非常紧张。由于收到白色恐怖的压力，刘佛缘离开济南，隐匿故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久，平、津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济南失守，战火燃烧到山东各地。

面对日寇大举入侵，刘佛缘忧国忧民，再也抑制不住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把家乡的民团组织成近200人的抗日游击队。

为了阻敌南下，他带领游击队在沂河两岸拆桥破路，锄奸反特，勇敢牵制敌人，保卫家乡，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他这种毁家纾难的抗日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的赞誉和支持，但也遭到当地土豪劣绅的咒骂。本村的许多地主污蔑他是“疯子”，是“败家子”，说他“凭着好日子不过，一心想当土八路。”

国民党五十七军乘机派员来请，企图招纳，被他严词拒绝。国民党恼羞成怒，勾结刘家店子的土匪刘思包的反动武装，搞突然袭击。

一个深夜，刘部土匪武装包围了刘佛缘的住宅，抢走了游击队近200人的武器，还抢走了刘佛缘珍藏多年的、孙中山赠予他的手枪。

打击令人沉痛，但刘佛缘并没有退缩和气馁，相反，他更坚强了。他和这批民族败类、国民党爪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再次变卖了自己的田宅，购置枪支、弹药。他把自己的亲属、亲友、邻居，全部组织起来，男子到连队，妇女管后勤，很快有建立起200余人的抗日队伍。

这次，他一方面率部在沂蒙山区与日寇、汉奸继续周旋，另一方面则向共产党驻沂人员汇报敌情。另外，为了取得友军的配合，壮大声势，更有力地打击敌伪，又和其他各县的抗日爱国人士，入李澄之、梁竹航、耿光波等取得联系，并和他们的队伍共同组成抗敌自卫军。这支队伍编为一个营，刘佛缘担任副营长。后来，这支部队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

组织上考虑他年迈体弱，决定让他转入后方工作，担任山东省参议会驻会议员、沂南县参议员，从事统战和地方工作。刘佛缘经常做公开演讲，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马列主义原理和毛主席的战略与策略。

他积极拥护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沂南县土改之前，他就将购买枪支、弹药所剩的田产，交给佃户，让土地还家，用以鼓舞群众，积极抗战。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贫农出身的农救会长，，把十几岁的孙子、孙女，全部送到革命阵营。刘佛缘的革命事迹，在抗战期间，《大众日报》曾作过介绍。

1941年冬，日寇集结五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到处搞“三光”政策。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刘佛缘经受了严峻考验。有一天，他和警卫员柳永勤向沂东县转移，途中不慎被汉奸队包围、捕获。

敌人认出他就是刘佛缘时，要枪毙他。他沉着镇静，怒斥匪徒，气愤地扒开胸膛，迎着枪口，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英雄气概。汉奸们扬言，交上伪币三千万元，就可释放。后来，在党组织和群众的营救下，终于脱险。

在反扫荡中，他看到八路军供应困难，就动员儿媳卖了陪嫁的珠宝，购置了大宗军鞋，捐献给部队。

1947年，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刘佛缘紧跟共产党，在困难的年月，与同志们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他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加土改，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坐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后来，随军转移到渤海地区。

1949年全国解放，刘佛缘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沂南县人民代表。

这时，他已年逾花甲，还经常下乡走访群众，听取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关心人民的疾苦。他多次带病赴省会济南出息会议，对政府工作，政协统战工作，沂南县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刘佛缘在生活方面十分简朴，从来不搞特殊化。在战争年代，组织上让他骑马，他总是坚持步行。领导上批准他吃小灶，他和大家一起吃煎饼。他细布不穿，穿土布，纸烟不吸，吸旱烟。刘佛缘的衣着完全像个老农民。看他的打扮，很难想象他当年曾是一个穿西装革履的日本留学生。

1959年10月，刘佛缘因病逝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