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又看到一幕发生在山西大同某校的校园欺凌的事件，实话说我非常同情被欺凌的男孩，也比较憎恨欺人太甚的欺凌者，这条消息之所以令我反应比较大，是因我儿时也有过被同学欺凌的事儿。

我在学校被欺负霸凌的事儿发生在70年代。

我父亲是在我3岁那年因病辞世的，在父亲病逝的第二年秋天，我母亲就带着还不到2岁的小妹改嫁到距我们约10多公里外的另外一个公社去了，因我是男孩，我爷爷和奶奶就要求我母亲将我留下交由他俩抚养。

爷爷奶奶当时还比较年轻，还不到60岁。

我父亲兄三个，我二叔在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当兵，后来提了干，当上了排级干部，我三叔当时还在读书。

此后，我就很少能见到母亲了。

在随后每年的入冬之前的某一天，母亲就会回来一次，送一套棉衣和棉鞋给我，因我甚少见到母亲，渐渐我就和母亲没有了什么感情。当时的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也没有什么学前班的，一般的孩子长到7岁或者8岁时才会父母送到校读书的。

按说我也应在7岁或者8岁时才去学校读书，但我记得我是在5岁这年，就被我爷爷牵着手，送到我们村南的学校，掏2元伍角钱给我报了名。我爷爷之所以在我还这么小就将我送进学校，其目的不是让我能学到什么知识，而是将我交给老师管着，省得我到处乱跑。

因为白天我爷爷和奶奶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没有时间照看我，又不放心将我独自留在村里玩，我们村的周边有不少水塘，发生过几起玩水小孩溺水的事件。

在我们村周边的各村，只有我们村的学校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其他村只有小学，他们小学毕业后，就要到我们村的学校上初中。我们村是一个大村，有7个生产小组，约4000口人，大多数人姓张，所以我们村就叫张村。

可能因我父亲死的早，母亲又改嫁他乡，导致我在小的时候，性格变得比较自俾。于是到学校不敢怎么与别的同学说话，加上班里其他的同学都比我大两岁之上。渐渐别的同学就开始欺负我了，他们可以随时甩手在我的脸上就是一耳光，打了我还不准我哭，也不准我告诉老师。

我曾在一次课间休息的10分钟期间，被一个大我2岁的男孩打过一个耳光，我哭到了上课，但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那打我的男孩子就不怕，老师在明白了我哭的原因后，并没有把打我的那男孩子怎么样，而是叮嘱我以后不要跟那个男孩子玩，接下来就继续上她自己的课。

更不能回家告诉我的爷爷和奶奶，如果我放学回家敢告诉我的爷爷和奶奶，他们就会打的更狠。所以，我此后在学校挨了打，回到家里不敢吭声。其实，他们打我的理由是五花八门的。

当时，尽管吃的是比较紧张，但心疼我的奶奶在蒸馒头时，还是会尽量会给我蒸一些黄白面馒头，也就是在蒸馒头时，舀一半白面，舀一半黑面掺和在一起蒸出来的馒头给我吃，而我爷爷奶奶以及我二叔他们吃的多是黑面馒头。

我被爷爷送到学校这年，我二叔也在读书，不过我二叔正在读高中，每星期回家背一次干粮。

我们那时，一大早起床去学校是没有早餐吃的，只能把手脸一洗，从馒头笼子里摸一个馒头，或者红薯到学校里当旱餐。

就这样，我几乎每天去学校拿的馒头，只要被他们几个的馒头略白一点儿，就吃不到自己的嘴里，而是被几个大我一点的男孩抢去吃了。

时间久了，我不敢带馒头到学校，而是在去学校的半路上，就抓紧时间将馒头吃掉，有几次，那几个经常欺负我的大男孩，从我的书包里翻找不到白面馒头吃，就会打我的耳光。

我在学校被几个学合伙欺负的事情一直持续到我读三年级这年冬季的一天才结束。

这年，我三叔从高中毕业了，也就回乡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

其实，我在学校一直被欺负霸凌的事，没有告诉过爷爷和奶奶，也没有告诉过我三叔，我默默地承受着，我很痛苦，我整天在学校活得提心吊胆。

后来，我长期被欺负的事儿是通过我们第三生产队饲养室一个姓扬的饲养员告诉了我三叔。

当时，在我们学校的中间有一眼水井，这眼井里的水比较汪。

平时，除了学校教师饭堂的用水外，偶尔也会有距离学校较近的二队和三队饲养室的饲养员到学校这眼水井给饲养室绞水。这天，三队一位姓扬的饲养员，看村里其他几眼的水井都有人在绞水，要排队，就来到学校这眼水井绞水。

而学校的这眼水井距我们三年级教室的前门不远，姓扬的饲养员看见了那个经常欺负我的那几个男孩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排着队打我的耳光，他们打我的理由是我昨天答应他们拿3毛钱和2两粮票在放学后，到大队代销店买饼干给他们吃，可我没有拿，我不是有意在骗他们。

而是我前几天确实发现我家炕上的芦苇席下面压有几毛钱和几两粮票，为了避免他们打我，我是计划偷出来给他们买饼干吃，可我这天早晨起床后，却在芦苇席下面找不到那几毛钱和粮票了，为此，我就被他们排着队在教室外面打耳光。他们很生气，打我耳光时也很用力，“啪！啪！啪！”的响，打的我很痛。

打的时候，还不准我用手挡，不准哭。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下了第一堂课的课间休息时间，当时的天空是一幅阴沉沉的样儿，时不时会飘落几片雪花，水井旁边的地面上结了冰，滑溜溜的。

而我被打的这一幕，恰好被那个姓扬的饲养员看到了，而姓扬的饲养员的女儿又和我三叔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一个打我的名叫张金牛的男孩，和姓扬的饲养员是同一个生产队，又住在同一条巷子。加上姓扬的饲养员与张金牛的父亲张稳拴因什么事，平时心里不大对劲，就大声吆喝住他们几个不准再对我施暴。

但张金牛并不胆怯，仍在上课铃已敲响之时，在我的脸上又狠狠甩了一个耳。

姓扬的挑水回饲养室后，就把他在学校看到的一幕告诉了我三叔和我爷爷，我爷爷一听就要来学校，我三叔拦住了我爷爷，让我爷爷不用管他会处理的，我三叔随后先到大队代销店买了一包“宝成”牌香烟，尔后来到学校，找了我们三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

王老师是位50多岁的老民办教师，说他把张金牛为首的几个打我的男孩子没有办法。他有次把在课堂上捣乱的张金牛从教室里拉出来。张金牛的父亲张稳栓就找到学校要打他，这事儿只能找校长或教导主任谈谈，他和别的普通老师真的把那几个经常欺负我的学生没办法。

我三叔一听咬了咬牙，就坐在王老师的办公室坐着烤了一会火。

在第三堂课的下课铃声敲响后，我三叔两手朝腰里一插，就站在学校大门口，我们排着队放学回家。说来也怪，平时班主任都会瞅着学生走远了才会转身离开，民办教师都会和学生一样回各自了家里吃饭，公办教师都是在学校饭堂吃饭。

但那天，我们三年级的班主任送我们走出出校门后，给我三叔点了点头，就加快步子扭身走了。

我三叔喊住了我，然后将打我的那三个男孩子从队列中揪了出来。尔后，抬手指着他们三个厉声喝问：“是不是他们三个整天在学校打你？”

我眼泪汪汪地点点头，我三叔大声吼：“打他。”

我没敢动手，我三叔上前甩手在每个人的脸上就两记重重的耳光，并大声喝问：“谁让你们打我海涛的？”

那两个平时打我的学生一手捂脸，一手指着张金牛。

自然张金牛又多吃了我三叔几记重重的耳光。

我三叔随后对另外两个提出严厉警告，让他俩离开，但没有马上放张金牛离开，而是让其中一个离开的学生喊张金牛他父亲到学校大门口来，因为我三叔明白，是张金牛整天在后面唆使另外两个学生欺负我打我。

不把张金牛彻底治服，我今后在学校还会继续被这帮人欺负的。

而张金牛之所以敢在学校横行霸道，和他有一个不大讲理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不大功夫，张金牛的父亲张稳栓就赶来了，这张稳栓从外表一看就不是个好人，五短身材，个儿虽不高，但身体挺壮实，一脸横肉，在村里经常打人，且被他打的人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他曾经把一个男人在外面工作的年轻妇女打得几天起不了床，本身就是个妥妥的村霸。

这张稳栓气势汹汹地赶来，一看自己的宝贝儿子在哭鼻子，便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我三叔为什么会打他儿子。就扑上前，想掐我三叔的脖子，我三叔快速后退一步，头一歪，躲过了张稳栓的撕搡，快速出拳头，一记重重的回勾拳，借着张稳栓扑上前的力量，就将张稳栓打了前扑后继。

但张稳栓毕竟是个经常打架的主，倒在地上的他，朝路边一滚，顺手抓起了学校大门口旁边一片地里夏天种菜时搭瓜蔓用的木棍，我三叔一看对方手里突然多出了家伙，撒腿就朝学校大门内跑去，张稳栓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当时的心的都提在了嗓子眼了。

可没有想到，刚追进学校内的张稳又转身跑了出来，因为我三叔直接跑到了教师饭堂，从厨房的案板上抓起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追了出来，张稳栓一看不对，转身就跑。在仓慌逃跑时，被一块砖头绊倒在地，我三叔冲上前，举刀就砍，多亏两个青年公办男教师随后从学校里冲了出来，从身后死死抱住了我三叔，尽管如此，张稳拴的头和背上还是被我三叔砍了几刀，立时变成了血人。

随后，另外几名男教师，忙扶着张稳栓到我们大队医疗站处理伤口，虽流血较多，但没有一刀是致命的。后来我听我们村里的人说，张稳栓的头上和背上，总共缝了16针，我们大队当时的赤脚医生是由一位女知青担任，这位女知青父母都是我们省城一所大医院的外科主刀医生。为此，这位自小耳闻目染的女青知青，在对伤口的处理技术还是不错的。

这一幕当时对我来说犹如一场恶梦。

在当时的特殊年代，只要不出人命案，一般是不会见官的，大队干部的处理意见是我三叔承担医疗费，我奶奶负责为躺在大队医疗站病床上的张稳栓送了几天饭。餐餐都是一大碗油炸葱花捞面条，外加一个荷包鸡蛋，张稳拴本想多躺几天，可他老婆不答应了，因家里还有许多工等他干呢！

不过这件事，让我们村院不少人对我三叔伸出了大拇指，特别是那些当初被张稳栓欺负殴打过的人更是对我三叔的勇猛赞不绝口。

此后，我们班里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了，但在我三叔的建议下，我溜了一级，因我爷爷送我上学早了两年，我虽溜了一级，在我们班里也是年龄最小的。

这事儿要是放在法制比较健全的今天，可不是小事儿，所似希望大家遇事要冷静，切不可莽撞，遇事要依法维权，若尽量做到了遵规守法，将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