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摄像机交给囚影少年，少年问能否和她结婚去欧洲。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安塔那那利佛的男子青少年监狱里，一群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像机。
这个监狱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监禁设施，容纳了约2600名在押人员，远远超过了设计容量的三倍。
监狱建筑群分为三个功能区：女子与儿童监区、成人监区以及未成年男性监区。
80%的青少年处于“保护性监禁”状态，通常需等待数年甚至永远无法等来庭审，其中约70%为街头长大的孤儿。
四个月的时间里，十名来自这所最大拘留中心的在押青少年参加了电影制作工作坊。
他们学习设备操作规范，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影像表达方式。
摄像机成为他们嬉戏探索的工具，透过紫色滤镜、极致特写或颠倒视角，他们将熟悉的环境重构为视觉奇观，用镜头具象化内心所想。
这部由年轻囚犯自主拍摄的纪录片带我们走进监狱日常生活的双重世界。
这里既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与规训体系，又涌动着群体凝聚力与互助精神。
影片通过一个紧密团结的创作集体，讲述关于挣扎与梦想的故事，展现他们倾注全部创意、能量与灵感完成电影创作的非凡历程。
莉娜·扎赫是一位德国女导演，她在马达加斯加居住了很多年，会说当地的语言。
最初，她与两位马达加斯加的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工作坊。
整个项目持续了五个多月，几乎每天她都会前往少管所，与这些年轻人共处。
作为白人年轻女性，来到一个几乎全是年轻男性成员的少管所环境里，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开始，莉娜对与他们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充满好奇，反过来，这些年轻人也对她有很多有趣的问题。
有人问能不能跟她结婚，把她带到德国去？
反正就是这种玩笑的问题。
随着工作坊的逐步推进，由于大家共同致力于同一项任务，导师与学员之间逐渐建立起了友谊与相互信任。
虽然工作坊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每个人都知道现在要做什么。
莉娜花了很多时间和这些年轻人一起练习，让他们从剧情片的理解转向纪录片风格的影像。
慢慢地，工作坊的学员就和他们建立了默契。
学员们大概拍摄了五个T的素材，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年轻创作者越来越自发地想要去拍点什么，到最后阶段，莉娜就没有再做摄像的工作了，影像都是由工作坊学员拍摄完成的。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部影片，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存在两个层面。
画面中未出现摄像机的部分，基本为工作坊学员自行拍摄。
有的镜头是这些年轻人手上拿着摄像机或者是录音器的拍摄场景，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是莉娜去拍的。
拍摄者之一的拉哈里苏阿在其所处区域便已颇具话语权与领导力。
获得摄影机的几位青少年，他们的权威确实得到了强化。
少管所本应为他们提供诸多教育机会，或者安排一些任务，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事可做。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很缺乏人手，所以像一般的课堂教育都没有实现。
他们就自发形成了，就像拉哈里苏阿，做一些剧场或者是录一些电台节目，做了一些有教育性意义的工作。
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这种等级关系，现在在成片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作为工作坊的组织者，莉娜对自身角色的理解是，将相机带到当地，为这些年轻人传授影像知识，例如摄像设备的操作方法、视频制作流程等。
她并不认为在这个工作坊中，应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者。
她原本是学习艺术教育的，作为教师，在通常情况下为参与者营造相对公平的环境，需要更强势地介入教学过程。
，在这个项目中，她却做出了近乎相反的决定。
这个监狱是有很多不公平在里面的，即便他们是年轻人。
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把它展现出来，用工作坊的这样一个手段是可以集中的体现出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拉哈里苏阿也不会把相机给别人，基本上这个拍摄的过程要拍什么样的影像以及具体拍什么都是他决定的，你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有的人他就是处在一个很底层的地位。
拉哈里苏阿告诉别人怎么做，他就要怎么做，这个东西本来是存在的。
因为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既存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存在这个工作坊的具体拍摄的每一个这种环节当中，它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退后一步，让这个东西被展示出来。
我认为自己往后退一步，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教育者，不去教育这些孩子们。
不是说为了逃避一个责任，要了解自己具体的做法和自己的具体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那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莉娜是在2017年做的拍摄工作坊，当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2018年回到德国以后，开始剪辑这部纪录片。
这也是她第一次处理这么大量的素材，人生做的第一个纪录长片。
特别是像这样的一个项目，她剪的是别人拍摄的素材时，可以剪出非常多完全不同的版本。
因此，她再度回到马达加斯加，开展了一个纪录片剪辑的工作坊。
起初，这些年轻人对运用剪辑特效表现出浓厚兴趣，比如对素材进行倒放、正放、旋转等操作，在剪辑中添加大量效果。
但这实际上是对素材或现实的一种强行干预，剪辑的权力并不等同于暴力。
最后成片的剪辑，是莉娜一个人完成的。
虽然跟这些年轻人做了关于剪辑的工作坊，但是大家一起剪片还是有点不现实。
在完成剪辑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人来做出决定，这些东西怎样被展现，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展现。
按照怎样的顺序，这个决定是莉娜来做的。
在剪辑工作坊的过程，有三四台电脑，在有的时候，当莉娜剪完几个镜头，就会给这些年轻人看，同时这些年轻人在其他的三台电脑上面，他们也会剪辑一些片段给莉娜看，他们之间会有大量的讨论，互相展示的过程。
虽然最后不是他们上手剪辑的，但是剪辑的过程他们都是有看到的。
莉娜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相处了五个月。
每天她都去到少管所，把相机带过去，让他们一开始拍摄。
虽然说是一个工作坊，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乐趣，像是玩游戏一样，年轻人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他们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或者说这个相机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用另外的方式去看待这个周围的方法，因为毕竟这个少管所也不能说是一个什么很漂亮，或者是一个很有乐趣的地方。
他们能够用相机去发现一些可能他们忽视掉的东西。
哪怕相机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他们短暂地忘记了自己现在是身在监狱的这个事实，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
在整个过程中，莉娜目睹这些年轻人逐渐萌生越来越多的想法，心情十分复杂。
因为这些年轻人原本极有可能拥有良好的发展机会，却长期遭到忽视。
就算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会来。
他们都是犯过事的人，有很多的官司，其实都还是在等待当中，没有人在法律上去帮助他们。
这些都是题外话，因为在《囚影少年》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得到体现。
这些年轻人遭遇了何种社会问题，又是如何被忽视的，这些内容几乎都可以成为下一部电影的创作构思。
访谈部分有好几个片段，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男生（拉哈里苏阿）是比较强势，喜欢去领导别人，他之前就在做那个剧场项目。
在做这个访谈的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他的访问的态度和方式就很像一个法官，就是在法庭上的那种感觉。
这个片段或者是有几个这样的片段，相机就变得非常的有攻击性。
莉娜作为导演，也是在现场，有的时候是比较欢快的，有的时候是有比较严肃的，但是不得不说相机的天然蕴含的权利。
即便是一个完全没有用过相机的人，他只要把相机拿在手上，就立刻可以理解这种权利，可能会潜移默化的去运用它，因为他可以把被采访人放在了相机前面，提问的人在相机后面。
莉娜观察到这个男生，他自己不愿意去相机前面，他就想在相机后面，去提问。
因为这个项目它持续的时间很长，所以在整个项目里面，这个访谈的环节是这些青少年自己提出的，大家都是自愿来参加这个访谈的部分，而且坐在相机前面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自己主动要求去坐到相机前面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这个少管所里面，大约有五六十名未成年人，少管所规模不大，每天都会发生诸多事情，且环境嘈杂。
这些年轻人觉得坐在相机前面去讲述的行为，还蛮重要的，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是真的有人在听我讲话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很珍贵的。
在这个工作坊里面，这些年轻人怎么去运用相机这个手法，是有待商榷的。
但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很重要和珍贵的是，让这些人真的去说出自己的东西。
还有一些片段是有一些年轻人，他是坐在这个镜头前面。
手上拿了一个写了故事的本子，把它读出来的，相机给你提供一个通道，让你去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且没有人去评价你的讲述，比如说被采访者念的那些故事，没有人去问，你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包括像这些在镜头前面被提问的年轻人，他说他自己的那些故事，也没有人去翻他们的这个档案，说你现在说的是真的还是假？
毕竟是在这个工作坊的情况下进行的访谈，也有很多人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比如说法官的角色，可能他以前看过这样的电影。
可能也处在一种他们自己都说不清的，到底是在表演呢？
还是在真的去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那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性质，你如果不脱离语境来看断。
你会思考很多的。
在镜头前面人，他也是有权利去说谎，虽然他是被提问。
观众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后期制作上面的问题，包括前面导演提到的访谈内容也好，其实里面还包括了很多青少年伦理的问题，那在我们的后期制作上面，包括像投奖环节。
是怎么样一个的过程呢？
这是莉娜的本硕连读的毕业创作，最后也得到了一两个奖项。
有的奖没有钱，有的奖有钱，她就把奖金放在了一个马达加斯加的账户上面，这些年轻人，如果他出狱了以后，他们是可以自己去这个账户里面去取这个钱的。
每个人会分到一点，虽然也不多，可能就几百欧，但是因为当地的物价本来也很低，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钱去做一点什么事情的。
当然有一个前提，这个钱他们是要用作，比如说给自己的教育上面，这个电影里面，莉娜把这些共同创作的年轻人都列为了共同导演，如果得到了某一个奖项的时候，其他人也都会得到一个关于这个获奖的证书，莉娜把这个证书都带回到马达加斯加，给那些年轻人。
虽说这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并无太大实质性帮助，但部分年轻人在参加完这个工作坊，出狱后，若有意从事相关行业，这些经历或许仍能起到些许作用。
比如说去电视台，或者是给别人拍一些那种简单的视频，但是不得不说通过这样的纪录片，或者说，莉娜做的这一点事情是不能改变整个马达加斯加的整体的结构性上面的问题，大部分的年轻人，出狱了以后，他可能又重新回到街上当小混混，可能过几年又再回到监狱里面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时在做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对这个技术或者说对拍视频这个行业非常的感兴趣。
也特别特别的有热情，有很多人想以后要是出去了，给别人拍那种什么音乐录影带。
因为视视听技术它还是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的，或者是当网红什么的，反正有很多这种梦想。
不得不说，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还是会对这些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有很多人他出狱了以后还是可能回到以前的朋友圈子，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循环，他可能又回到街上去当小混混。
要从自己的圈层里面这样跳脱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莉娜自己和这些人肯定会保持联系。
看以后能有什么东西一起来做。
通过这个工作坊的方式，这些年轻人也会通过影像自己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莉娜目前正在开展一个项目，聚焦于美国监狱中一名被单独关押的犯人的故事。
她十分感兴趣的是，这种环境会对被关押者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何种影响。
莉娜·扎赫1991年出生于德国，是纪录片导演及视觉艺术家。
她的创作聚焦于通过参与式创作方法，探讨社会政治议题及空间与社会语境中的人类行为。
她曾与德尔菲娜·毕晓普共同开发视频交流项目"Mio"，该教育项目旨在促进学校中的跨文化学习，并为此创立了同名协会"Mio e.V."。
在菲律宾，莉娜耗时半年多与流离失所的土著卢马族儿童共同创作，携手菲律宾艺术家阿巴·达莱纳完成了展览《巴唐·卢马》，直指当地"土地掠夺"的社会问题。
在其最新项目《囚影少年》——一部由少年囚犯拍摄的纪录片——创作期间，她驻留马达加斯加少年监狱长达五月余，教授青少年囚犯摄影机操作、画面构图及剪辑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