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历史，想起我的爸爸妈妈。”谢桂英躺在养老院的床上，半眯着眼说。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 丨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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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90岁的刘民生起了个大早，换上一身黑衣，在女儿的陪同下赶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当天，纪念馆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幸存者后代和死难者遗属代表，以及青少年代表来到现场。

被民间称为“哭墙”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位于纪念馆一角，墙上刻有10665个死难者姓名，刘民生的父亲也在其中。他手持一枝白菊，站在“哭墙”前鞠躬、献花，向父亲与其他死难者表达哀思。

从2014年开始，刘民生几乎每年都会到纪念馆参加祭告活动。印象中，早些年祭告活动还见到不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今年，到场的幸存者只有3人，除了刘民生本人外，还有95岁的夏淑琴、96岁的艾玉英。

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2位，平均年龄超过94岁。

“只要身体允许，我们就要把历史讲下去。”刘民生说。

护工在为谢桂英梳头。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有时候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历史”

今年9月26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谢桂英迎来了自己的100岁生日。几年前，纪念馆工作人员与社会爱心人士为她庆生时，她很开心地说，自己的身体还算硬朗，“等着过百岁生日呢。”而真正到了百岁生日这天，谢桂英却有种说不出的伤感，“我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她说。

衰老一寸寸地压住了她。浑身骨头疼，卧床要稍微好受些，睡眠被疼痛分割得断断续续，胃口也时有时无。“之前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们都用单独的小电饭锅给她把菜饭煮得烂烂的，不然咬不动。”长期照顾她的侄女谢学清说。考虑到下一代也年事已高，几个月前，谢桂英从谢学清家中搬了出来，住进了一家养老院。

“我有时候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历史，想起我的爸爸妈妈。”谢桂英躺在养老院的床上，半眯着眼说。

谢桂英。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1937年，13岁的谢桂英一家住在南京下关栅栏门3号，以种菜为生。谢桂英排行老二，她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37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军机不时在南京上空投掷炸弹，警报频繁。谢桂英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逃到八卦洲，父亲和叔叔则留在老家看家。

几个月后，谢桂英和家人听闻父亲的死讯，赶回南京城里。当时日军已经入城，沿途景象让谢桂英感到害怕，到处尸横遍野，“我们路过原来金陵船厂那个位置，附近长江水都被染红了。”回到家里，谢桂英发现，父亲已经被日军杀害，死状惨烈，“脸都被狗舔没了。”

“我这里还有个疤。”谢桂英指了指自己的额头。她记得那年冬天，她带着弟弟去挖野菜，碰上了日本兵。日本兵将弟弟重重摔在地上，拖着谢桂英的两只脚在菜地里转来转去，她的头磕碰到石头上流了很多血。

那时候家里没有药，母亲用柴火灰按在她头上止血，从此留了疤，而年幼的弟弟不治身亡。“我家被日本兵杀害了4个人，我爸爸，两个舅舅，还有2岁的弟弟。”

尽管谢桂英曾多次讲述这段往事，但有些细节直到近几年才吐露。2021年中秋前夕，纪念馆副馆长去探望谢桂英时，她哭着说起第三次遭遇日本兵的暴行，有一次，她躲在床下被日本兵发现，“日本兵看到我，把皮带解开，我说‘洋先生，洋先生，我是小孩’，但他还是不饶我……”“可怜，我一星期不能吃饭，是母亲用米汤喂我。”

“我母亲这一辈子吃了很多苦。”谢桂英的儿子姜忠荣告诉新京报记者，时局混乱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谢桂英在16岁便早早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丈夫几年后就去世了，她只能投奔娘家兄弟，一边做工，一边拉扯两个孩子长大，“我母亲干过很多活，学过裁缝，在服装厂当过工人，饭店里做过营业员，在铁路上给人烧饭，还干过街道工作。”

刘民生。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刺刀的疼痛是有记忆的”

刘民生挽起右腿的裤腿，腿肚子上有一条疤痕清晰可见，“这就是当时日本兵刺伤留下的。”

1937年，刘民生只有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日军入侵之后，全家逃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避难。

然而有一天，日军借口排查是否有中国军人藏匿而强行闯进了难民收容所。所有难民被要求在操场集合，男性青壮年站成一排，妇女老人站成一排。刘民生说，当时母亲抱着妹妹，父亲抱着自己，“天太冷了，又在户外，我就一直在哭闹”，被吵到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在刘民生腿上刺了一刀。母亲见状，赶忙过来把刘民生抱到自己身边。

由于年幼，很多往事是记事后母亲告诉他的，但唯有刺刀刺伤腿的记忆片段，牢牢留在了刘民生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那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后来伤口一直反复发炎。”

刘民生右腿上的伤疤。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也是在那一天，刘民生失去了父亲。刘民生说，日本兵抓走了很多青壮年男性，父亲也在其中，后来父亲就再也没回来。

当时家人以为父亲只是被抓走做苦工杂活，刘民生后来听说，那一批被卡车带走的人都被送到下关中山码头杀害了。

父亲去世后，家庭失去经济来源陷入困窘。刘民生的家在集庆路，前门是一家牙刷厂，母亲就在牙刷厂做工。刘民生对做牙刷的细节十分熟悉，“那时候的牙刷是用兽骨做柄开槽，用猪鬃毛一根一根手工穿进去再折叠”，穿一把牙刷的报酬只有几分钱，母亲就这样穿了一把又一把。

即使昼夜不停地劳作，母亲微薄的收入仍难以维生。最后，母亲带着妹妹改嫁，刘民生留在爷爷身边。刘民生的继父是一位木匠，平时在城里接一些零工，“那时候南京萧条得不得了，经济几乎是崩溃了。”刘民生说，继父能接到的活很少，过得十分清贫。

战争摧毁了一切。刘民生的祖上原本是做云锦的，家里还有织云锦的设备，但是日军入城后，再也没有人做云锦了，而刘民生本人的命运，也被战争彻底改变。

他被送去一家孤儿院。刘民生回忆，孤儿院条件很差，每天只有两顿饭，几乎吃不上大米，只有玉米粉等杂粮勉强果腹。卫生状况也堪忧，臭虫跳蚤到处都是。刘民生在孤儿院生活了3年，10岁生日那天，爷爷把他接回家过生日，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到孤儿院去了。

后来，一位远房叔叔收养了他。刘民生跟着叔叔芜湖南京两头跑做生意，没多久铁路被日军破坏了，刘民生就留在芜湖做学徒，帮忙经营一家小百货店，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48年，才回到南京。

业余时间，刘民生喜欢种一些花草。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把历史讲下去，讲给更多人听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谢桂英曾收到一个来自日本的包裹，上面用中文工整地写着她的名字，寄件人是日本友人松冈环，她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寄来了当时国内紧缺的口罩。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退休小学老师松冈环通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与谢桂英结识，从那时起，谢桂英开始公开讲述这段战争中的家族惨剧。

2002年，谢桂英受邀参加日本友好市民团体“南京大屠杀60年全国联络会”在日本多个城市举行的南京大屠杀证言会。临出发前，儿子姜忠荣才接到她的电话，谢桂英说，自己要去日本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曾经想过这辈子也不要踏上日本的土地。”谢桂英回忆，“那次日本之行，我一下飞机就看到了松冈环老师。她陪着我到一个个日本城市去演讲，鼓励我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和我们的遭遇说给日本人听。”

姜忠荣在国内媒体报道中看到母亲那半个多月在日本不同城市的演讲，他记得，母亲回国后还带回很多日本媒体报道的报纸。“我不仅要说给纪念馆的人听，还要说给所有中国人听，说给所有日本人听。”谢桂英说。

把历史讲下去，讲给更多人听，是幸存者们的共同心愿。2022年8月15日，纪念馆开展“南京永远不会忘记”主题教育活动，首批共13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他们是幸存者的后代。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渐年迈，越来越多的后代已经走向前台。”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副会长王卫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将成为传承历史记忆的“主力军”。

刘民生的女儿也是第一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之一，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刘民生就给女儿讲述过这段历史，当得知可以申请成为历史记忆传承人的消息后，女儿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幸存者们的后代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传播这段历史。2022年去世的百岁幸存者王恒晚年曾在外孙女的帮助下开通网络账号“王恒爷爷的故事”，讲述自己经历的战争；2022年去世的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写作并出版了中、日、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一个九岁战争孤儿的真实人生；2023年去世的幸存者葛道荣曾将他的亲身遭遇整理成一本十几万字的册子，取名为《铭记历史》，并作为“传家宝”分发给了子女，要求他们必须牢牢铭记；在世幸存者薛玉娟的外孙女任颖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员，2014年，她参与编写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血火记忆》，希望以这种方式践行传承历史记忆的使命担当。

今年10月11日，刘民生参与了为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颁发证书，截至目前，共有32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

“我希望子孙后代们，能永远记住这段历史，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刘民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