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予白
编辑|予白
《——【·前言·】——》
中国历史浩浩荡荡，宛若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而近代中国仿佛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巨轮，逐渐由昔日的强盛落后于西方列强，差距长达近百年。
说起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缘由，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不可谓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极大地束缚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封建专制制度：长久的桎梏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古代曾有过辉煌，但到了近代，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了。
封建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皇权至上，法律管不了皇帝，整个社会是人治而不是现代社会广泛实行的法治。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 “一言堂”，国家的命运系于皇帝一人之身。
到了清代更是如此，此时皇权专制已达到了巅峰状态。一切决策皆出自圣意。以乾隆皇帝为例，他在位期间曾多次兴师动众地进行南巡。
如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沿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地方官员为了迎合皇帝，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铺张浪费，修建豪华行宫、筹备盛大的接驾仪式。
而这样的决策，仅是乾隆为了彰显皇室威严、满足乾隆个人私欲，并没有经过前朝的讨论或者征求下层百姓的意见。
反观同一时期的西方，正逐渐兴起民主制度。
英国在1689年颁布了《权利法案》，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在国家大事的决策上，议会成为了重要的讨论和决策机构，不同阶层的代表相当程度上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诉求。
例如，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议会对于是否鼓励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如何制定相关的贸易政策等，都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权衡，最终一系列有利于工业革命开展的政策出台。
这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统治者决策失误，全国为之买单情况的的事情，导致北洋水师军备严重不足的事情，在西方民主决策体系下是极难想象的。
自封建制度形成伊始，封建统治者就觉得农业才是国家的根本，商业不过是个小角色，无足轻重，为了维护统治得狠狠打压，只有必要时才给些好处，但这仅限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
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持有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而且对商人征收高额赋税，使得许多商人不堪重负，被迫关门大吉。
到了清朝，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1727年雍正皇帝重申“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进一步强化了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关闭了先前的商行，仅开放广州一口通商。
这严重限制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西方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开辟后，各国就积极投身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
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富；荷兰则凭借强大的海上贸易船队，成为 “海上马车夫”，掌控着世界贸易的重要航线。
这些国家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相比之下，中国的商业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抑下，艰难求生，仅在小作坊中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根本无法为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足够的经济动力。
经济差距，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拉大。
思想文化封建社会中也难逃专制制度的控制，这严重扼杀了考生的创新思维。明清时期，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并将其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
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要求考生必须按照固定的格式、以程朱理学等儒家经典为依据来撰写文章，严禁自由发挥和表达个人见解。
清朝时期，文字狱盛行。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案件，许多无辜文人学者因此丧生或遭受迫害。在这样的思想文化专制环境下，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为了自身仕途命运，不敢在官方考试中发挥创新思维和。
西方在16世纪就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文主义精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7世纪的科学革命，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等科学理论相继诞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中国原本领先的科技成果如四大发明等却在持续的桎梏中，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创新，逐渐落后于西方，与此同时，这些科技在西方得到改良与广泛运用，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科举制度：偏离轨道的前路科举制度自隋朝正式确立后便以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为国家选拔人才，但时间久了就扭曲了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扭曲了近代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
考试内容僵化，“读死书”成风。科举考试的内容在明清时期逐渐僵化。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在这种考试制度的影响下，为了进入仕途，大部分考生自然认为无需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实用技术或者社会现实问题，转而专心研究并将几乎全部精力都耗费在背诵四书五经、研习八股文的写作技巧上。
例如，农业生产中的水利灌溉技术、手工业中的纺织工艺改进、商业中的经营管理之道等，科举考试都不会涉及自然很少有学子研究并改进技术。
而西方自17 世纪开始，就已经在学校教育中逐渐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的比重。像牛顿力学、数学、地理等学科知识开始在学校中传授，这培养出了一批具有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这些人才为西方工业革命中的科技创新、机器发明等提供了智力支持。中国的科举制度由于考试内容的僵化，导致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难以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也正因此，科举制度所选拔出的人才大多是仅擅长儒家经典和文学创作的文人，创新思维有限，且人才结构单一。
但晚清时期所处的情况与中国历代以来极为不同，在西方列强侵略和国内社会变革的双重压力下，这种单一性问题几乎成为近代中国的致命缺陷。
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恰恰就需要大量懂得西方科技、军事、工业制造等方面知识的人才来推动近代化建设。
1860 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封建主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还组建了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
然而，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国内十分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只能高薪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来指导工作，或者选派一些幼童到国外留学。
但这些措施远远不能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大规模需求。
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过程中，由于缺乏本土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在机器设备的维修、生产工艺的改进等方面常常遇到困难，不得不请教高薪聘请来的西方专家，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而西方则凭借其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大量地为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类专业人才，如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等。这使得西方在近代化进程中能够迅速发展，而中国则在人才匮乏的困境中艰难前行。
制度交织下的挣扎值得注意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并非各自运行，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同步运行，共同将近代中国拖入了落后的泥沼。
专制政权依靠科举制度选拔忠诚于皇权统治的官员，以维护其统治秩序。科举制度则在专制的框架中不断强化其保守性和僵化性。在这种激情的发展状况下，社会资源被大量倾斜到维护专注和科举考试体系上。
正因此，西方的先进思想与理念初到中国时，便受到了清廷统治者的排斥。
到了晚清时期更是如此，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对西方的先进制度、技术和文化再度采取了排斥和抵制的态度。
尽管此时中国已面临内忧外患，清朝统治者仍然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推行民主制度。
例如，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试图推行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君主立宪制等，准备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的变革，但涉及自身利益时光绪帝态度不坚决，且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而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的官员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也大力地阻挡西方先进的科技进入中国。
即便当时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他们依旧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叛。这种抗拒，使得中国错过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近代中国因这两大制度而落后了西方近百年，这是一部血泪史，同样可以给新时代的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在近代中国的落后历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它们相互作用，共同阻碍了中国发展。我们深刻反思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开创未来，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