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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3年中国船舶制造业迎来一笔巨额订单：挪威系卓尔公司计划订购八座海上自升式钻井平台，总金额高达130亿元人民币。

这对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而言，无疑是一次提升国际声誉的绝佳机会。

五年后系卓尔公司却单方面取消了订单，导致大船海工负债累累，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重组。

这场跨国合作为何会以如此惨痛的结局收场？大船海工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究竟遭遇了怎样的陷阱？

巨额订单背后的隐患

2013年挪威系卓尔公司向大船海工发出合作邀约，订购八座海上自升式钻井平台，总金额达130亿元人民币。

系卓尔公司仅愿支付10%的预付款，远低于行业惯例的30%至50%，面对如此诱人的订单，大船海工选择妥协，签订了合同。

但在合同中系卓尔公司还设定了若发生纠纷，将由买方国家的仲裁机构处理的条款，这些不合理的合同条款为后续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系卓尔公司对工程进度和质量鲜有过问，大船海工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按期完成了前五座钻海工逾期交付为由，单方面取消了六座钻井平台的订单。

这导致大船海工陷入巨额债务危机，更令人震惊的是系卓尔公司随后将大船海工告上挪威法庭，要求退还已支付的预付款并赔偿损失。

在挪威法院的裁决下，大船海工败诉，未能获得应有的赔偿，面对巨额债务和法律败诉，大船海工于2019年1月宣布破产重组。

在国家和相关机构的支持下，大船海工通过债转股、引入投资等方式，逐步走出困境。

此次事件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中敲响了警钟，提醒企业在签订合同和合作过程中，务必谨慎对待合同条款，防范潜在风险，那么面对如此困境大船海工又该如何应对呢？

大船海工的困境

2013年当大船海工拿下这份130亿元的大订单时，全公司上下士气高涨。

企业迅速投入资源，从技术设计到生产工艺，全力满足挪威系卓尔公司提出的高标准要求。

钻井平台的设计复杂且昂贵，除了满足最大作业水深400英尺、最大钻井深度3万英尺的专业技术需求，还包括完善的生活设施和紧急救援设备。

每一项要求都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和时间投入，随着项目的推进，风险开始显现。

根据合同系卓尔公司仅支付了总金额的10%作为预付款，剩下的款项将在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后才会支付。

这种不合理的支付方式让大船海工的资金链从一开始就处于高压状态，尽管如此企业仍不惜动用大量自有资金甚至贷款支持项目的推进。

五年内大船海工为这个订单垫付了高达17亿元人民币，对于一家技术驱动的企业来说，这样的资金压力无异于悬在头顶的利刃。

更令人不安的是系卓尔公司在整个建造期间的反常态度，从合同签订到工程实施，对方几乎没有对项目进度提出任何具体意见或干预，甚至验收要求也显得模糊不清。

大船海工尽管感到疑惑，但抱着对国际知名企业的信任，依旧全力推进工作。

2018年一封措辞强硬的电子邮件打破了所有人的期待，系卓尔公司以“逾期交付”和“产品不达标”为由，突然宣布取消六座钻井平台的订单。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大船海工措手不及，巨额投资面临全部打水漂的风险。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钻井平台属于“私人定制”产品，是根据系卓尔的特定需求设计建造的。

没有其他客户可以接手这些平台，大船海工也没有资源和能力对其进行改造或另寻买家，平台如同一块巨石压在企业的资金链上，无法流转的投资让公司的现金流彻底断裂。

订单取消后系卓尔公司的动作更加令人愤怒，他们不光拒绝支付剩余款项，还将大船海工告上法庭，要求退还此前支付的预付款及其利息。

这份合同中早已埋下的“定时炸弹”开始发威，合同明确约定，所有商业纠纷需由买方国家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

面对挪威法院的主场优势，以及对方提出的“产品质量问题”和“交付延误”等指控，大船海工根本无力反驳。

最终法院裁定大船海工败诉，要求返还预付款并支付相应的赔偿，这场官司让企业雪上加霜，还让大船海工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遭受重创。

经历了资金链断裂、法律败诉和订单损失的多重打击后，大船海工被迫在2019年1月宣布破产重组。

公司负债总额达到20亿元人民币，项目无法继续，企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事件也让整个中国造船行业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这场危机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挪威系卓尔公司的毁约真的是单纯的商业问题吗？

挪威的“圈套”与国际博弈

大船海工的困境并非偶然，更不是孤例，在这场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的“圈套”。

挪威系卓尔公司及其母公司约翰·弗雷德里克森旗下的企业，早已因类似手段臭名昭著。

他们利用不对等合同条款，在国际合作中频频违约，通过低预付款、高定制化要求和主场仲裁，故意制造对合作方的陷阱，大船海工的遭遇，只是他们众多案例中的一个缩影。

系卓尔的惯用手法是以巨额订单为诱饵，吸引急于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这些企业通常对大单充满渴望，愿意为订单让步，以至于忽略了合同中的诸多隐患。

低于行业惯例的预付款比例、大量难以实现的定制化需求、单方面的仲裁条款，这些细节无不为日后的毁约做好了准备。

一旦项目进入后期，系卓尔便会以“交付延迟”或“质量不达标”为由单方面取消订单，同时通过仲裁要求合作方退还定金并支付赔偿。

最终的结果是，合作方不光血本无归，还可能因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不仅仅是大船海工，韩国的大宇造船也曾深陷类似的圈套。

大宇造船投入巨额成本，几乎完成建造后，北方钻孔却单方面宣布取消订单。

同样以“交付延迟”为理由，他们要求退还定金并支付赔偿，最终大宇造船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被迫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将钻井船出售给北方钻孔。

而后人们发现北方钻孔与系卓尔同属约翰·弗雷德里克森的商业帝国，这一操作背后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左手倒右手”游戏。

这些手段的背后，绝不仅仅是企业逐利的本能，从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来看，2018年是全球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一年。

原油市场周期性下跌，许多海工装备需求方开始削减支出，试图将损失转嫁到合作方，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中国企业成为国际竞争中的焦点和目标。

作为美国在欧洲的重要盟友，挪威显然感受到了来自政治上的压力，从这一视角出发，系卓尔对大船海工的“突然反击”，或许不仅仅是商业考量，更可能是国际经济博弈的一部分。

那么重生后的大船海工究竟是如何扭转困局的？

大船海工的反击

面对系卓尔的步步紧逼和自身的资金困境，大船海工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2019年1月这家曾经在中国船舶制造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企业被迫宣布破产重整，困境并未将其压垮。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大船海工迅速展开了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自救行动，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重生之路，更是中国海工行业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重整的第一步，是通过债转股维持企业的现金流运转，大船海工将普通债权转化为股权，避免了全面资金断裂的风险。

同时17.5亿元人民币的保险理赔款成为了公司重整的重要基础，这一资金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用于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为重整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支持。

大船海工成立了专项小组，与相关债权人、供应商和员工展开密切沟通，以确保各方利益不受进一步侵害。

大船海工还迎来了另一项重大政策支持，中国政府成立了“国海公司”，一个专注于整合闲置海工装备的全国性平台。

该平台不但接管了部分闲置的钻井平台资产，还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帮助大船海工优化生产效率和降低财务成本。

这一创新机制有效解决了企业因资产闲置而产生的巨额维护费用问题，也为中国海工行业在未来的资产整合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大船海工在最困难的时期，依然展现出了非凡的技术实力，在债务重压之下，他们仍成功交付了世界独一无二的8.5万方乙烷运输船，以及国内首个8500方LNG加注船。

这些高难度项目的圆满完成，成功稳住了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声誉，还彰显了中国造船业的技术硬实力。

结语

这场跨国商业纠纷不仅是一次沉痛的教训，也是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通过重整与技术创新，大船海工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企业不仅能在逆境中站稳脚跟，更能从挫折中汲取力量。

国际化的道路充满荆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需要更成熟的风险意识与更稳健的决策能力。

参考资料：

人民资讯所发布《国内首例非上市公司“自救式”破产重整成功》

海事服务网所发布《中国船厂吃大亏：130亿订单被取消 负债20亿申请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