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字湜之，号同野，明朝贵州思南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人。由华阳知县升和州知州，调高州府同知，擢应天治中南户部郎，出知韶州府，晋广东副使，迁云南左参政。学者称“同野先生”。

众所周知，李渭曾被神宗皇帝誉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但问题是，李渭不过是明朝众多思想家中的一位，即使是作为阳明心学之成员，也不过是普通一员。在王阳明贵州再传弟子中，更不过是三位之一。贵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为何偏偏要如此垂顾偏僻遥远之地的李渭？神宗皇帝的赞誉为李渭祠之兴建而起，所以我们以李渭祠为中心来了解一下。

李渭遗墨（现存思南中和山）

李渭祠的兴建经历了一个较长而曲折的过程：李渭于万历十六年（1588）去世，次年即有人提议在其故里思南兴建祠堂，但未能实行。直到五年之后的万历二十二年，时任思南府知府的赵恒再次请求，得到时任贵州巡按的云南保山人薛继茂的支持才得以实现。 为何要在李渭去世后的万历二十二年又提议兴建李渭祠呢？简而言之，这一年无论是对于朝廷国家，还是对于地方贵州，都可谓特殊之年。

在这一年，播州土司杨氏蠢蠢欲动，企图反叛国家。国家“大一统”格局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朝廷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定“以南京兵部右侍郎邢玠为左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川贵军务着依限前去。事完回京。”（《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八“万历二十二年十月”条）。朝廷要求邢玠立即前往四川处理此事。时任贵州巡按的薛继茂也参与了此次会议，并且发表看法，主张对杨氏土司采取安抚的策略。也恰好在这一年，薛继茂也被任命为贵州巡按。

在事关国家统一的播州之乱一触即发之际，薛继茂与负责处理播州事务的邢玠同年到达播州周边地区，其使命想来绝非平常时期普通官员之任务，而是有着解决国家统一危机的重大使命。薛继茂上任甫始，就收到思南知府赵恒要求兴建李渭祠的请示，随即立即上报神宗皇帝，进而获得皇帝的“奏准”。君臣上下在此问题上心照不宣，密切配合，想来李渭祠与播州之乱所引致的国家统一危机密切相关。但问题是：李渭为何能胜任这样的期望呢？

李渭当年讲学的中和山

之所以兴建李渭祠，与李渭的家世、理学修养和躬行实践密切相关。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使李渭祠在化解“大一统”危机、促进国家统一方面具有特殊的典范导引作用。

首先，李渭一家具有忠孝传家的优良传统。李渭的籍贯为京兆人，元朝时先祖李僧因为征讨地方叛乱而入黔，此后开始在贵州建功立名。在李渭以前，李渭祖先多以军功而著名，代表人物是李僧、李斌和李盘。

李渭的祖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人物也与李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申祐。申祐是李盘的侄外甥，在李盘战死沙场后，申祐饱含深情地写下一首悼念诗。其中“男儿贵取义，苟活安足芳”一句，既是对李盘的写照，也是自我的遣怀。所以后来申祐死于明朝国难土木堡之变，郭子章称赞这是他们二人“素志”之成全。两人前赴后继，为国而死，光前裕后，“仕英庙则土木之忠魂可招，留坡之生气尤烈”（莫友芝《黔诗纪略》），对李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李渭一门家世，可谓忠烈满门。

从李渭开始，其家开始由武功而转向文德。李渭报效国家的领域也不再在沙场，但家国情怀与其祖先一脉相承。无论文治还是武功，李渭一门始终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和儒家文化的象征，与之相对的则是国家权力和儒家文化尚未深入的“夷区”。李渭祠兴建于播州之战一触即发之际，或许正是想与播州杨氏形成鲜明对比。

李渭一门与播州杨氏土司家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其始祖均是中原人，都是因为平叛而来到贵州；其次，祖先中均有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之人。但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尽管杨氏比李氏入黔早了数百年，但始终未能成功地实现从“武”到“文”的身份转化，在文化身份上始终处于“化外”土司，在政治上也始终没有“国家化”。相比之下，李渭家族不但成功实现了由武到文的转变，还培养了李渭这样的儒学思想家。

李渭的出现，并非只是一个纯粹学者的产生，而是在政治上标志着明朝对边疆地区的成功改造，标志着明朝开国以来经略西南及边疆战略的成功。李渭先祖和杨氏先祖均早在明朝建立前即来到贵州，于明朝而言，可谓“土人”，对于他们的“归化”，始终是明朝面临的重大问题和严峻考验。杨氏和李氏两家，标志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其次，李渭的思想特点和为事风格也决定了对李渭的表彰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渭的思想以“毋意”为宗，纯任自然，强调“躬行”实践。“李渭又特别强调‘力行’的本体实践要义，乃至有以‘行’来涵摄‘知’的‘先行’说的揭出。”（张新民：《黔中王门大儒李渭学行述要——〈李渭集〉序》）这区别于阳明后学的空谈。神宗皇帝的赐联“南国躬行君子”与其说准确地概括了其思想特点，毋宁说更多地折射了身为最高政治领袖的君主对士人的期许。正是因为李渭强调“躬行”的特点，所以神宗才称他为“中朝理学名臣”。

总的来看，李渭的家世与播州土司杨氏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点。这样的特点使薛继茂敏锐地意识到，在播州反叛一触即发之际，表彰李渭、建立李渭祠可以使之与播州杨氏土司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在上任之处即果断做出兴建李渭祠的决定。另外，李渭祠的兴建也与其时黔东北土司格局、国家“大一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密切相关。

思南万寿宫

从秦汉以来，如何治理贵州，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元朝对贵州采取了羁縻政策，明朝朱元璋时期，则采取了土司制度，对于愿意归顺的土司，“以故官世守之”“皆予以原官世袭”“赋税听自输纳，未置郡县”。思南在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前，也是土司地区。换言之，国家权力和儒家文化尚未全面深入贵州及思南。直到永乐十一年，才开始改变。贵州直到永乐十一年才建省，成为明朝十五个省级行政区之一，也是明朝最晚建立的省级行政区。贵州建省时，始立八府：思南、思州、铜仁、石阡、镇远、黎平、乌罗和新化。其中四个位于黔东北地区。府、州、县的设立并不只是单纯的行政建置，而是标志着“大一统”政治理念和“以夏变夷”文化政策的施行。

李渭祠建立时，在政治、文化版图上，思南、石阡、镇远、思州和铜仁等五个府处于三面为土司的“突出部”地位：东边有湖南永顺等土司，北部有酉阳土司，西部则为播州土司。这意味着思南及黔东北地区实乃政治、文化堡垒和基地，承担着承接国家意志的重大责任和传播儒家文化的崇高使命。

李渭祠兴建时的思南府隶属贵州，播州则属于四川，两地分属两省，但是近在咫尺，毗邻而居。播州土司诚为国家统一的大患，而现今湖南西部，当时湖广的永顺军民宣慰使司和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也一直是国家统一的隐忧。思南恰好地处两者之间。如何防止两者互为犄角、沆瀣一气、相互勾结，一直是当时国家需要严密防范的大事。

更进一步来看，思南原来就是田氏土司的旧地。明朝在消灭田氏土司的基础上建立贵州省，所以如何保守思南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到李渭祠兴建的万历二十二年，播州土司蠢蠢欲动，企图反叛国家。内忧外患，如何防止田氏土司死灰复燃和受播州土司裹挟，坚守和发挥思南的“先进”地位及其作用就更为紧迫。

除此之外，以李渭为中心，思南府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儒家士人群体，其中有担任御史等高级职务的田秋、萧重望、敖宗庆、赖嘉谟等；有在民间教化百姓的李渭之子李庭谦，李渭的学生冉宗孔、胡学礼、田惟安等。明朝以儒家思想治国，这一批儒生体现和反映了国家意志，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政治之所需。兴建李渭祠，正是最好的表现之一。

思南府文庙

基于文化与政治深层次的密切关系，国家深谙李渭这位思想家在国家统一和文化传播方面的政治价值。李渭属于心学家——广义上的“哲学家”，但在政治的视野中，则忽略了其思想的具体内容，仅仅将之“简化”为“以文化人”意义上的“文化”的象征和“以夏变夷”的“华夏”文化代表而已。具体地说，由于李渭所信从的心学属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代表和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文化倾向，从而得到朝廷、国家的提倡和表彰。所以，在播州战争一触即发、国家面临“大一统”危机的政治处境下，对李渭的思想家形象进行了政治建构，从而使李渭祠得以兴建。换言之，李渭祠的兴建，绝非仅仅是为促进思南一地之文化建设，也非单纯为了纪念作为理学家的李渭，而是国家着眼于政治的长远和根本，力图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统一的深远战略考虑。因此，偏远之地的李渭祠方得到当朝皇帝的赐联。李渭祠的兴建，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而且有利于传播儒家文化，加强民族融合。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基础。

思南万寿宫

来源：《学术界》2024年第7期，原题为《明万历年间李渭祠的兴建缘由及其意义》。原文一万五千余字，兹摘要刊出。如需全文及引用，请务必以该刊刊文为准。感谢作者授权使用。作者王进，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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