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记者摄下的一张照片中，24岁的弗朗索瓦丝•萨冈站在法院的围栏后朝镜头微笑，她因飙车而深陷三起诉讼案，嘴角却掩藏不住疲倦和嘲弄。也有时候，镜头下的她在开庭前夕坐在法院的广场前酗酒，或是因为车祸被送进急救病房。1959年那会儿，人们最关注的是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萨冈却不是这样。

1959年10月14日，萨冈在法院栏杆后露岀嘲笑的表情。三项起诉与她有关，她依传唤到庭，为自己粗心的驾驶负责 图/《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江苏人民出版社）

五年前，19岁的她在处女作《你好，忧愁》中借笔下人物塞茜尔之口，为一种不道德的享乐主义生活疾呼：“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丑恶的生活。”她将奥斯卡·王尔德的作风奉为圭臬，坚信“罪恶仍然是现代世界生活中唯一的彩色音符”。

这部她用七个星期在酒吧角落的长椅上写下的小说，出版几个月内就创下了84万册的销售纪录。从此，萨冈的小说与皮亚芙的歌曲、香奈儿五号一起，被戏称为“1950年代法国三大出口商品”。少女塞茜尔的形象成了战后法国青年的叛逆代表，《你好，忧愁》则成为中产阶级的典范趣味和享乐宣言。

大江健三郎也曾在回忆1950年代时列举了几个重要的事件：1953年，斯大林逝世，科学家发现DNA；1954年，美国研制出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比基尼环礁引爆，同年，萨冈的《你好，忧愁》出版。也是在1954年，西蒙娜•波伏娃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她因《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奖。两位女作家经常能见面，但在很多次会面的最后，波伏娃都坦言，“我不知道应该和萨冈说些什么。”两种文学理念似乎针锋相对，一种直接指向政治冲突，另一种则冒着被斥为“下流货色”的危险捍卫着“左派文学”的原则。萨冈让波伏娃惶恐不安，“孩子们和某些少年都会让我如此惶恐。”

波伏娃的惶恐不难理解。萨冈是一种现象，她对物质、挥霍和激情的迷恋，她那被宠坏了的任性少年的生活方式，既宣告了一个旧世界信仰的全面崩塌，也让同代人从中看到了“新世界”失败的证明。

21世纪的最初10年，萨冈的作品被集中引进中国大陆。作为青春文学商业化的一种极致典型，“萨冈现象”远渡重洋而来，恰巧赶上了“80后”青春文学的商业奇观。她的反叛姿态和享乐宣言，曾为新世纪的青年亚文化和消费主义浪潮送来微风，成为年轻一代反叛父辈文化的精致武器。

2004年9月24日，萨冈因病去世，享年69岁。2024年是萨冈逝世20周年，也是《你好，忧愁》出版70周年。这个迷人而邪恶的少女，总是带着疲倦的笑意，向世人展现着一种“生命之轻”，而在萨冈其人和萨冈现象之下，掩藏的是时代怎样的沉重、忧伤和不安？

萨冈和她的猫 图/IC photo

萨冈在中国的引进始于1987年，翻译热潮的顶峰形成于2006-2011年。彼时，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商业奇观正在形成。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学正在冒犯着他们的父辈、培育着年轻的读者。此后，《小时代》三部曲在一片骂声中收获七千余万票房。

思想解放、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之后，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虎视眈眈，显示出一往无前的力量。不同于父辈的集体话语，新世纪的年轻人有着全新的生命经验试图讲述，这是一种全然陌生的城市体验，混合着反叛的姿态、物质的诱惑、对小我的迷醉、对情欲和伤痛的张扬。于是萨冈的忧愁送来了凉风。

根植于传统社会的物质匮乏的“节俭主义”心理机制，也逐渐让位于后工业社会的过剩经济所产生的“消费主义”欲望形态。欲望不断膨胀、升级，没有终点。而消费主义的盛行，与国家退出日常生活领域、放弃对私人生活的控制同步发生。学者李海燕在《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中谈到，新一代作家沿着与五四先驱者类似的思路，把此前的集体性建构认定为一种虚伪的最高成就形式。伴随着“国家”的后撤，资本主义卓有成效地把消费者的欲望转入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纽带之中。

21世纪初，“新概念”积累起来的青春文学读者，许多都跟郭敬明一样，从小城镇来到大都会，在仰望金字塔尖时，感到震惊和焦虑，他们急于抛却贫瘠的故乡和过去，完成自我价值的确认。他们投入小说家为他们精心打造的童话中去：由金属和玻璃构筑的圣殿，五花八门的品牌，戏剧性的情感生活，这个童话世界是基于对享乐主义的想象来建构的，那是鲍德里亚所谓的脱离真实的“拟像世界”。

正如学者刘大先在《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中所言，“后文学”的时代确乎已经来临，自足、自律、独立的纯文学话语逐渐在丧失普遍的合法性，时代进入了一种精神内核的真空期：没有任何共识能够具有革命或者启蒙那样巨大的感召力和必然性了，如果有，也只是资本隐藏在背后的全球性质的消费主义。刘大先认为，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美学及其仿效者正在印证着这一点。

此时的安妮宝贝正热衷于事无巨细地想象和描绘“小资-新中产”生活的细节：意大利软质奶酪、香烟、三文鱼和烈性酒；欧洲艺术电影、帕格尼尼；木百叶窗、搪瓷茶罐、跏趺坐的石雕佛像……安妮宝贝本人和她小说的主人公们应该都对《你好，忧愁》里塞茜尔的生活并不陌生：地中海沿岸的度假别墅，炎热天气里的慵懒日子，洗海水浴，参加晚宴，出入夜总会，与男孩调情。

千禧年的第一个10年，“萨冈现象”远渡重洋，为中国新世纪青年的中产生活想象添砖加瓦。萨冈本人也从不掩饰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在小说《狂乱》中，妩媚、聪慧的吕茜尔在有钱人夏尔和才华横溢的情人安托万之间艰难抉择。她尝试为一种有情有义而又无私的爱情负责，她离开了夏尔，离开了他的劳施莱斯、威士忌、体面的社交圈，想从这种金丝雀般的生活里走出来。但是，月底的入不敷出、地铁中的来回奔波和接二连三的催款账单，最终让她对安托万的热情迅速减退了。“她回到那座房子，回到夏尔身边，回到孤独里，她自知永远不可能放弃这种生活，她觉得这是罪有应得。”萨冈最后总结道，最后吕茜尔还是把自己嫁给了夏尔和那种奢靡铺张的生活方式。

根据萨冈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狂乱》剧照

巴黎知名记者米歇尔•德翁不无惋惜地说，萨冈所描绘的那个阶层“并不粗俗，但是很平庸，很虚假”，与同时代的加缪和萨特笔下那些充满浓厚人道主义色彩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对比。

1950年代，初出茅庐的萨冈就因为作品中弥漫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价值观而饱受争议。当时的法国刚刚包扎好二战的伤口，却又看到内部绽开了殖民主义的新伤，而小说里塞茜尔和她的父亲却依然在奉行他们的享乐主义。《你好，忧愁》沉浸在非道德的氛围中，女主人公为了自私的享乐诉求，而将父亲的情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而致其毁灭，它违反了基督教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准则。

但无论人们吹捧也好、辱骂也好，萨冈终究在几个月内成为了年轻一代的象征。父辈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只能咀嚼历史遗留下来的破旧和苦闷。年轻一代厌倦了战争和政治阴谋，渴望着明确的方向，也渴望着感官的欢愉。选择《你好，忧愁》也就是选择塞茜尔式的叛逆生活，塞茜尔是轻浮、世故的，但同时也是大胆、有行动力的，她蔑视成年世界的一切，拒绝滞留在旧世界，决心以轻松的心情和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二战后殖民地人民要求解放的民族运动接连兴起：1953年，阿尔及利亚发生骚乱，印度支那战争进入白热化；1954年秋，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炸弹、屠杀、恐怖政治以及被焚毁的农田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然而《你好，忧愁》的魅力丝毫未减。对萨冈的口诛笔伐或盛赞，讨论热度甚至盖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

《你好，忧愁》

萨冈和她的同代人作为存在主义遗产的继承人，也感觉到了父辈的资产阶级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些关于人类的重要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复存在，敬意也不复存在，因为上帝已经不复存在。留存在他们眼前的，只是荒诞而无意义的生活。

贝克特和尤奈斯库选择讲述人类的烦恼和痛苦，《等待戈多》和《椅子》便创作于这一时期。而萨冈却说，为了应付这些烦恼，她需要更猛烈的特效药：速度、酒精或轻浮的爱情。因为时间唯独不会在这些事物上留下任何伤痕。在吻的边缘，时空是空虚的。

先辈们说教式的道德之争早已过时，时代已经改变，司汤达笔下主人公所向往的“疯狂的幸福”成了年轻小说家追寻的东西。无礼、轻浮、痛苦和肤浅成为新的生活范式，美国文化闯入了欧洲道德风尚之中，使得引人注目、游戏人生的作风更受偏爱。

为了彻底地无视感官世界，也为了更加极致地揭露心灵，萨冈更关注的是激情的机制，是激情之中令人难以理解的神秘。

激情的根系让萨冈的作品在新世纪的中国成功扎根，新时期的中国作家也把爱情和欲望重新确立为优先表达的主题，将情欲象征化地指定为人性最后的堡垒。李海燕在《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中谈到，一旦避开英雄主义的话语，一旦切断了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并摆脱了隐喻的属性，爱情便成为现象学感兴趣的课题，“有人为商业化时代中爱情的腐化深感痛惜，可还有一些人深深地痴迷于由爱情的可替换性创造出的人性戏剧及其叙事可能性。”萨冈就是其中乐此不疲的一员。

1957年3月13日，法国巴黎，萨冈（右）亲吻电影《你好，忧愁》导演奥托·普雷明格的脑袋，饰演塞茜尔的女演员珍·茜宝开怀大笑 图/视觉中国

弗朗索瓦丝•夸雷（萨冈的本名）深知，“萨冈”只是一个需要乖乖扮演好的时代所需的角色。她用预付稿酬买了一辆美洲豹，在深夜的巴黎边界疾驰，又沉迷赌博和毒品、轻浮的恋情，用私生活的种种丑闻为“萨冈现象”添砖加瓦。顽皮少女的恶作剧扮演，大众传媒和时代的炮制，共同促成了“萨冈现象”。而面具之下的萨冈，那个叫弗朗索瓦丝•夸雷的姑娘又是谁？

在1942年加缪笔下的莫尔索诞生之后，人们对《你好，忧愁》的塞茜尔这样的存在主义式主人公并不陌生。莫尔索在母亲的死亡面前不会流泪，枪杀一个阿拉伯人只是因为太阳过于刺眼。塞茜尔与莫尔索一样，对善和恶都怀揣着彻底的无动于衷。

塞茜尔和独身的父亲雷蒙原本过着随心所欲的荒唐日子，可父亲却逐渐爱上了情人安娜，并试图娶她。安娜将给塞茜尔的家庭带来充满秩序、优雅和智慧的生活。为了维持自己过无耻生活的愿望，塞茜尔策划了一场阴谋，试图分开安娜与雷蒙。最终，陷入绝境的安娜在一场车祸中自杀身亡。

小说的尾声，塞茜尔得知安娜的死亡后，“终于奇妙地摆脱了这一切。”塞茜尔的心里由此升起一股忧愁，不是内疚，也不是悔恨。

小说一开始，塞茜尔便极力渲染一种属于浪漫主义传统的愁绪，她像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一样，重复着一种无法遣散的厌倦感，正是这种厌倦使勒内与世界疏远，成为世界的陌生人。150年后，《你好，忧愁》的女主人公也坦言：有一种东西如一段温柔而恼人的丝绸一般，围在她的身上，把她与其他人分隔开来。因而，忧愁是一种与厌倦相伴而来的隔绝感。

根据萨冈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你好，忧愁》剧照

存在主义始终在萨冈一代人的精神领域具有权威效应，即使从表面上看来，萨冈从不符合萨特所提出的“介入作家”的标准。那些时代的切肤之痛与她在海滨别墅里的假日生活毫无关系，萨冈童年记忆中的战争也像是一场游戏，一个悠长假期里发生的故事。“我的父母都很镇静，我也没有害怕。”她很勉强才能记起一些被大火烧毁的农场、穿制服的士兵和那些在街上被捕的人。

然而，掩于放浪形骸的萨冈面具之下的真实的夸雷，却让记者米歇尔•德翁感到钦佩。当他亲眼见到这位小说家时，他被她那几乎不正常的羞怯所感动，他在她的身上发现了一种“苦涩的甜美”。尤其是，她对爱情、夫妻、忠实、生活等问题的回答中，都带着一种顺从的品质，这些回答与她放荡而追求享乐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她某些思想的穿透力、她过于成熟的准确、她在道德方面的严肃性感动了这位记者兼作家。

她一直承认她对文学有着特殊的偏好，因为过早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普鲁斯特或司汤达而深陷痛苦。文学是她从小到大唯一真正迷恋过的东西，也是能够弥补她的孤寂的唯一方法。

她跳舞是为了抗拒孤独，她在巴斯克酒吧度过无数长夜，在黑夜中的小床上因为恐惧而蜷缩成一团。米歇尔•德翁最终定性，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小女孩”。他撰写的专访最终没有署上真实姓名，因为他最终也没能厘清萨冈身上所有的悖论。

即使在最负盛名的时期，萨冈自己也隐约地知道，她不只是需要陷入虚浮的沉醉中，更不只是需要那种使她的主人公们变得忧愁而无能为力的失望。她简洁的文风和洞穿人心的能力让同时代的批评家们不由自主地将她与“轻骑兵派”联系到了一起，如波伏娃所说，那些人都是“右派的唯美主义者”，萨冈极力为自己辩护，她不想与那类作家有任何关联。

1960年，她开始关注阿尔及利亚战争，并在《快板周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向被监禁的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领导人施加酷刑，她支持女权主义运动，在萨特等人发起的“121宣言”上签名，支持那些拒绝前往阿尔及利亚打仗的官兵。

渐渐地，萨冈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道德立场：她将与穷苦的人们，与被剥削和被忽视的人群站在一起。传记作者阿兰·维尔龚德莱不无讽刺地补充，“虽然她是开着美洲豹宣布这一切的，但那又何妨！”

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宁愿和萨特一起错误，也不和阿隆一起正确。”《你好，忧愁》所写的，正是一个少女在萨特的精神遗产的指导下所犯的错误，萨冈描绘了一个少女对成人世界的怀疑和试探，以及试探失度后的悲剧。

在这个意义上，塞茜尔的忧愁是沉重的，那是反抗之后的巨大后坐力。萨特早已向一代青年宣告，上帝已死，世界是荒诞的，选择是自由的，但人人都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萨冈的忧愁，则是对自由选择负责后的忧愁，其中折射出萨特本人无法回应也无法回避的议题：我们的自由选择所产生的代价，我们真的能够承担得起吗？人可以为了目的的正义而将他人作为工具吗？换言之，所谓的选择的“自由”，难道是没有尺度的吗？

同样强调对荒诞世界的反抗，加缪却对反抗的尺度有着更人道的思考。由存在主义发展而来的各项反抗运动，因丧失尺度，而使欧洲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境况。学者郑轶伦指出，加缪试图用“南方思想”超越欧洲的虚无主义困境，并提出“团结”和“尺度”两个维度，前者为反抗之基础，后者为反抗之准则，两者合一，试图在人的价值上给出确定的答案。

在1951年出版的《反抗者》中，加缪写道：“反抗的逻辑是要服务于正义，在我们的境况中避免非正义；尽力用清晰的语言来消除世界上的谎言；面对人类的痛苦为快乐做担保。”

服务于正义、消除谎言、快乐，这是加缪眼中反抗的内核。虽然萨冈写给萨特的情书风靡世世代代，但她似乎与公然向萨特宣战的加缪更为相像：面对荒诞世界，他们都流露出难以掩盖的快乐意志，将快乐视为反抗的应有之义，并且，这份快乐常常与对自然的眷恋息息相关。

她所追寻的一切都存在于这种生之癫狂中。萨冈跟塞茜尔一样，希望拒绝枷锁，得到自由。但这种拒绝并不是反抗或挑衅，更确切地说，那是对快乐的一种几乎绝望的向往。

莫里亚克在小说中论断：“这是一个放荡而圣洁的年代，悲伤而快乐的年代，嘲讽和崇敬的时代，贪婪和放弃的年代。”萨冈宣称自己同意莫里亚克的话，除了最后一项。“从不放弃贪婪，”她说，她始终贪婪地钟情于在喀斯高原的山谷里骑马漫游的岁月，正如她忠实于杜鹃花、金色海湾、小船的轻微摇摆和温柔之吻。“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年、杜鹃花。”与她终身痴迷的普鲁斯特一样，童年也是萨冈创造力的源泉，而萨冈的快乐意志，正是一种永远渴望重返童年的纯真之力。

她在《灵魂之伤》中写道，她完全地赞同生命。在家庭聚会中重新感受到的亲切，在圣日尔曼大街那些火热的地下酒吧，萨克斯喧嚷的声音，都是时间无情的流逝中残留下来的小小幸福。欲望依然狂乱，因为没有任何爱情、没有任何快乐能够束缚住这种欲望，任何关系都显得不足够。法兰西浪漫的年轻一代总是带着一种“这又如何”的失望，而萨冈却与之相反，她以一种更让人振奋的方式提出了无穷无尽的“不足够”，那是她对快乐和幸福的一种近乎贪婪的意志。

在萨冈看来，生之幸福寓于瞬间、寓于速度。萨冈抵御不了飙车的诱惑：“速度能拉平沿路的梧桐树，拉长、扭曲加油站的霓虹灯光，能消除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叫声；速度也能摘掉罩在我头上的抑郁。”

在《我最美好的回忆》中，她这样描述这种对速度的感受：“对速度的爱好与运动无关，正如它酷似赌博和机遇一样，速度就像生存的幸福……这就是我最终坚信不疑的一切：速度既不是一种征兆和证明，也不是一种怂恿和挑战，而是一种幸福的冲动。”

当速度开始攀升，线性的时间就被拉平为一个当下的瞬间。而在萨冈看来，瞬间本身已经是发展的，它是现在，而它流入未来，把那应该否定的过去留在自己的后面。

在萨冈所在的后存在主义时代，“现在”是主体不断否定过去而肯定将来的“虚无化”过程，正是依靠这种虚无化的能力，人才能够不断摆脱行为的惯例而创造崭新的生活。而瞬间与速度，则是兑现“现在”的必要方法。在萨冈毕生奉为圭臬的“速度”之中，蕴藏着反抗荒诞的勇气、快乐的意志，以及战后一代年轻人对幸福的承诺。

《我最美好的回忆》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小林陆一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