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在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庆阳北，出土了中国第一件旧石器。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石块，打破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的论断，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序幕，为国际学界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视角。

“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

1868年至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5年间行走了7条不同的路线，足迹遍及当时13个行省，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等进行深入探查。

▲李希霍芬（1833-1905年）。（图片来源：中国考古网）

1877年开始，李希霍芬先后发表了五卷带有附图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简称《中国》），“丝绸之路”一词就是在此书中第一次提出。他通过对中国黄土的观测，最早提出黄土可能是具有风成特征的沉积物，后来被科学研究所证实。

李希霍芬在江西景德镇高岭山一带探勘陶瓷原料，并以“高岭”的拉丁文译名Kaolin命名高岭土，从此高岭之名传播国外，高岭土成为世界第一种以中国原产地为通用名称的矿物。

▲高岭土的故乡、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源头—瑶里古镇。（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也是在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中，李希霍芬指出，在黄土堆积的260万年里，气候干燥，黄尘漠漠，不宜人类生活，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那个时期人类的文化。这一推论曾一度在国际考古学界影响深远。

“石”破天惊

桑志华是法国的一位博物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他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身份来到中国，此后从事中国北方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长达25年，行程5万多公里，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共几十万件。

甘肃庆阳地区曾经是林草茂盛的草原。经过数百万年的地质演变，众多野生动物化石深埋地下，不见天日。当地农民常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层中发现化石，并将这些化石称为“龙骨”，卖给中药铺。这一情况引起了桑志华的注意。

1919年6月，桑志华以庆阳县三十里铺教堂和柳树河教堂为基地，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幸家沟、赵家岔、钟家河等地存在大量化石。

1920年，桑志华再次来到庆阳北（今华池县上里塬乡），以幸家沟为中心进行发掘。6月，在距离坑顶7.3米的黄土层中发现一块石英岩石块。桑志华敏锐地察觉到，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一块石核，有明显人工打砸的痕迹，形如锥状手斧。8月，在赵家岔又发现2件石英岩石片，是两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

▲赵家岔遗址出土的2件石英岩石片，距今约3万年，属于旧石器晚期。（图片来源：天津自然博物馆官网）

经过鉴定，桑志华发现的这块石核居然是一件史前时期人类留下的遗物，成为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旧石器，距今约1.8万年。它的出土，震惊国内外。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史，须从这里写起！

“桑志华首先叩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说。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年表（1898-1984）”中概述：“1920，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北面的晚更新世黄土堆积中发现3件人工打制的旧石器，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旧石器”。

▲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出土地及发掘现场。（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官网）

▲中国第一件旧石器石核，长97毫米，宽87毫米，属于旧石器晚期。（图片来源：天津自然博物馆）

▲桑志华绘制的幸家沟平面图。（图片来源：中国考古网）

拉开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序幕

1922年，桑志华得知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便辗转奔波，前往寻找古人类遗址。1923年，在宁夏水洞沟挖掘中，也发现了旧石器。

▲泥河湾广场及泥河湾遗址群不同遗址出土的石器。（图片来源：中国考古网）

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桑志华筹划建立起北疆（建院初期称黄河白河博物馆）博物院。他曾说：“我不能掠夺在黄河白河博物馆中所收藏的从各地花重金收集到的文物……我坚持的一贯原则是，所有被发现的这些世上仅有的古生物文物必须要留在发现地。”

1928年，桑志华与法国古生物学家步勒、旧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合著的第一本研究和介绍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著作《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出版。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甘肃庆阳、宁夏水洞沟、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北泥河湾、山西榆次等地收集到的化石、史前文化遗物，绝大部分材料、日记、野外记录、照片底版和各种手绘地图等成果，都留在了中国。它们现已成为北疆博物院的珍贵馆藏和历史遗产。

1929年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和地质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定名北京猿人。北京猿人的发现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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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多勇，北方民族大学教授。

作者/张多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