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军事制度在国家兴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描绘南北朝时期军事发展的宏伟画卷中，府兵制犹如一颗璀璨明珠，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它被众多后世学者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兵役制度。

“府兵”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部族兵制，亦称“部落兵制”。

在这一制度下，部族即军队，部族成员既如同家人，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士兵与将领均隶属于同一部族，宛如一根根紧密相连的藤蔓。他们平时一块儿生活，到了打仗时就成了一支军队，共同投身战场。

纵观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广泛遵循这一理念，满清的八旗制便是其中一例。

府兵原意为“军府之兵”，最初仅指归属于将军府或都督府的士卒，直到西魏时期，府兵制才演变为一种军事制度的名称。

西魏成立于公元534年，是因北魏分裂而形成的国家，其军事力量的脊梁依赖于六镇地区的鲜卑人，他们分属于六柱国及十二大将军的统帅，实际最高领袖乃权臣宇文泰。

西魏军队的构成颇具特色。六柱国等同于六大军阀，每一柱国手下有两名大将军，共同组成军队的指挥体系。一个军事单位形同一个部族，士兵与统帅关系密切，同样呈现出部族兵制的特点。

然而，相较于东魏，西魏的军事实力显得黯然失色。尤其是公元543年，西魏在与东魏的较量中大败而回，导致军队损失惨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宇文泰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

西魏军队的最大问题，是兵源匮乏。军队主要由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组成，汉人却寥寥无几。仅凭胡人作战，西魏兵力必将衰败，而关中地区作为汉族的传统领地，又缺乏足够的胡人士兵。

这一状况使得宇文泰深感军事改革势在必行。终于，在一篇宏伟的诏书中，宇文泰宣布“广纳关陇之豪右，共戮衡戈！”这便是府兵制正式诞生的标志。

所谓“豪右”，通俗来说，泛指那些拥有财富或权势之人，他们往往拥有强健的体魄，能适应战争的需求。

府兵制的诞生，打破了“鲜卑为兵、汉人务农”的陈旧观念，让所有英才都有机会投身军旅。于是，西魏兵源得以迅速拓展，军队宛如浴火重生，日益强盛，形成了一支由胡汉民族并肩作战的战斗群体。

府兵制为士兵提供了诸多优待政策，比如免除租调、赋税和徭役，不过它也存在缺点，需要自备兵器、马匹等装备，因此普遍要求家底比较殷实。

士兵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却要自备武器装备，这看似矛盾，但考虑到战后国家将依据军功拨予土地的政策，便可理解。

千百年来，在中国百姓的心中，一直坚守着“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土地乃生命之源，是不可替代的头等资源。

而自西晋王朝覆灭的那一刻起，无数平凡农民的家园遭到破坏，这场悲剧使得人口数量锐减，土地亦变得荒芜，这些土地后来都被国家收归。

但好在，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中国涌现出一种崭新的土地制度——均田制。

府兵制正是在这一制度的基石之上孕育而生，它与均田制紧密相连，共同构筑起一个坚实的体系，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宇文泰病逝后，其子宇文觉篡位，取代了傀儡皇帝拓跋廓，建立北周政权。有意思的是，坐上龙椅的宇文觉也同样是傀儡，此时的权臣，换成了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

换言之，从西魏到北周，皇帝均无实权，大权皆旁落于权臣之手。这个现象，直到北周武帝宇文邕继位以后才得以终结。他用计将宇文护杀害，从此真正掌权。

同年（公元573年），宇文邕决定对府兵制进行改革。

首先就是要把军权收归中央，指定唯一的最高统帅是宇文邕本人。

其次，对士兵的称号进行了调整，将其改为“侍官”，意为“侍卫天子之官”。

这一改变不仅提高了士兵的社会地位，更在心理上拉近了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原本名为“军士”的士兵，如今被赋予了“侍官”的身份，凸显了他们在皇帝心中的重要地位。

再者，着力扩大府兵的规模，广泛招募百姓加入府兵行列。在此期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除其县籍”的措施。

这意味着，一旦百姓加入府兵，他们将不再具有州县户籍，从而成为了一群拥有特殊身份的人。他们不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转为受军队的统一指挥和管理。

以上改革措施，为府兵队伍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成为国家的一支重要战斗力量。也正是凭借着这支军队，北周武帝宇文邕最终成功消灭北齐（前“东魏”），统一了北方。

可惜的是，宇文邕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其子北周宣帝宇文赟继位后，几乎就没有遗传父亲的优良品质，他整日颓废无道，沉湎于享乐，竟将皇位主动禅让仅6岁的儿子宇文阐，自己则抛却责任，尽情享受起太上皇的无忧日子。

此时，杨坚出任辅政大臣，负责协助年幼的宇文阐治理国家。

之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熟知的故事：杨坚取而代之，建立隋朝。与此同时，南方政权的后主也荒废朝政，导致南陈终为隋所灭。公元589年，杨坚成功实现了全国统一，为中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的局面，也促使军事体制发生改变。

开皇十年，即隋朝统一的第二年，隋文帝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他下令，将现有的府兵重新编入州县户籍，即重新回到北周武帝改革前的政策。

这一变化主要源于国家大环境的改变。以往，府兵需要频繁投入战事，奔波于四方。如今，国家已经统一，战争次数减少，军队开始常驻于军事要地，府兵不再需要经常流动，因此可以拥有户籍。

隋朝时期仍实行均田制，朝廷会分配土地给具有耕作能力的成年人。所以，府兵在重新编入户籍后，与平民一样，也有资格获得土地。

有学者认为，隋文帝此举，意味着府兵从原本独立于社会的身份回归到了平民生活，重新投入耕作。学者据此推断，这表明府兵实现了“兵农合一”。

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军人获得授田并不等同于成为农民，充其量只能说明军人成为了地主，只有从事耕作这一行为的人才能被称为农民。例如，一位学校教师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他不可能在教书的同时还跑去种地。同理，府兵的主要任务是军事，他们不会因为获得授田而在战事临近时请假回家耕种。

府兵可以将土地交给家人或雇用他人耕作，甚至将其出租。因此， “兵农合一”的说法存疑。

唐代初期的府兵制基本沿袭了隋代，重要的调整仅限于部分名称上的变化，例如管理府兵的官员名称发生变更，其他方面并无太大改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隋唐时期所实施的府兵制中，并非所有军队都来自于府兵。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家的统一，战争的减少，朝廷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军队。府兵作为常设军队，通常驻扎在特定地区。

当朝廷需要发动大规模战争时，会临时招募甚至强征。例如，隋朝二世皇帝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时，据说动员了一百万军队，这一百万大军并非全部为府兵，绝大部分是临时强征的。

到了唐代亦是如此，作战军队的主体，实际上来自临时征集和招募。

看到这里，可能不少人会发问：那么府兵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以唐朝为例，彼时的府兵分布颇为不均。半数以上的府兵，皆聚集于关内道与河东道，而在广袤的南方，军府之数却寥寥无几。

之所以呈现这般形态，实乃与府兵的性质有关。唐朝府兵的主要职能为屯驻与防御，故而大多分布于皇室政治根基所在地，即距离长安城较近的关内与河东两地，以轮番上京保卫君臣，这是他们的重要使命。

府兵制的优势之一，在于士兵是按照排定的时间来轮流执行保卫任务的，这为朝廷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兵源。

此外，府兵被要求自备军需，如弓箭、盔甲等，使得朝廷在维持方面的负担相对较轻。

自备军需之做法实际上源于游牧民族的传统。游牧民族平时就有马匹、弓箭，因平日需狩猎。而到了战时，则骑乘己马，持己武器，投身战场。

《木兰辞》中即反映了北朝军队的组成方式，诗中写道：花木兰代父从征之前，先去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换言之，当兵之前须“买买买”，准备军需。

这也解释了为何府兵倾向于选拔有钱的“豪右”为兵。招募有钱人当兵，且让其自负军需，由此一来，朝廷便不用供养府兵，这是府兵制最大的优点，也是隋唐时期该制度得以继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何这些有钱的豪右乐意参军呢？

从《木兰辞》中后半部分的描述可见一二：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

“策勋十二转”中的“勋”乃上柱国、上大将军等11个级别的勋官，获勋官者将得到朝廷赐予的勋田作为赏赐。战功越卓越，勋田就越多。

“赏赐百千强”即指金钱奖赏；“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表明，倘若府兵战功显赫，便可晋升官位，如尚书郎这样的高级职位。然木兰性格高洁，只愿归家侍奉双亲。

有鉴于这些诱人奖赏，便不难理解为何豪右愿意拜军旗。当然，须承担极大风险，正如诗中所写“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唯活着归来者方能领赏。

换言之，对豪右而言，参军是一种高回报、高风险的选择。而之所以他们敢于冒险，是因自西魏以来，战乱纷扰，投身军旅已成为他们谋取功名的唯一途径。

然而，随着唐朝走向繁荣，社会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科举制度的日益重要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科举制在隋朝出现，于唐高宗李治时期才真正发挥作用。

此时期，参加科举的人数逐渐增多，皇帝亦对中举者给予优厚待遇。相较于从军作战，科举提供的这一条功名之路，风险可是低了不少，因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于是，“豪右”渐渐不再愿意加入府兵。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军获得的利益也逐渐减少。

这主要是因为唐高宗时期是唐朝对外战争最为频繁的阶段，唐军在这段时期取得了相当多的胜利，意味着立下战功的人越来越多，导致官位、土地等资源的分配压力也越来越大。

因此，许多从军者开始抱怨朝廷不守诺言。他们指出，在出征前，朝廷曾承诺立功后将给予重赏，而这些承诺往往难以兑现。

实际上，这并非朝廷故意欺骗，而是由于资源实在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不满情绪滋生，自然导致士兵寻求逃避。这些府兵多为有钱有势之人，他们自然有办法免除兵役，转而从事其他工作或参加科举。

在高宗晚期，武则天掌权之际，府兵制已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效力，越来越多的士兵选择拒绝为朝廷服务。

面对这一局面，朝廷开始组织新的军队，如史料所记载的“团练兵”和“长征健儿”等。

这些新招的士兵通常会成为职业兵，尤其在边境地区，大量的屯兵都是职业兵，其中相当数量是由外族担任，即所谓的藩兵。

由于外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不太可能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参军成了唯一途径。因此，他们愿意加入唐朝军队。

由上可见，唐朝廷并未试图挽救衰落的府兵制，而是招募其他军队以取而代之。

到了唐玄宗时期，多数折冲府已无兵可交，此时的朝廷也仍未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事情就这样一直被耽搁。

终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朝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府兵制，代表了府兵轮番宿卫国都的制度被废弃，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场由藩镇割据引发的巨大灾难，正在逐渐向他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