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由于一路转战，多次遭到国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付出了很大的减员代价，此时仅剩下了一万多人。而四方面军却有8万之众，张国焘见状，就起了歪心思，自恃兵强马壮，不断向中央索要权力，当上红军总政委仍不满足，还妄图迫使中央红军和自己一道南下。

张国焘认为北上要打胡宗南率领的精锐中央军，难度太大。而南下的对手刘湘是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打起来更有把握。因此他坚持要南下，毛主席见无法说服张国焘，只得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张国焘则率领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并在途中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南下之初，四方面军确实打了不少胜仗，但这些胜仗大都是击溃战，没能从根本上削弱川军的实力。

1935年9月下旬，刘湘集中了川军主力20多万人在百丈关和四方面军决战。经过数日的惨烈搏杀之后，四方面军战败，损失了一万多人。在南下已经成绝路的情况下，张国焘依然不愿意北上，而是把部队带到了川康一带的不毛之地，继续和刘湘对峙。不久后严冬来临，四方面军缺衣少食，伤病员也没有药物医治，生存都成了问题。

心中愤怒的许世友直接找到张国焘，质问他说：“成天呆在这个死地方，走又不走，打又不打，想干嘛？你们到底是怎么指挥的！”如果换做别人这样和张国焘说话，恐怕早就被撤职了，但许世友资历老，威望也高，张国焘拿他没有办法。在相持的数个月时间里，四方面军由于冻饿和开小差等原因出现了严重的减员，部队从百丈关决战后的7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

眼看再待下去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北上。由于他在南下途中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再加上给四方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到达陕北后，张国焘就受到了批判。当时许世友正在抗大学习，不久后“批张运动”扩大化，四方面军的一些将领也受到了波及。

许世友气不过，就暗中联系了四方面军中30多个营以上干部，决定拖枪出走，打算到大巴山找老部下刘子才打游击。就在准备出走的前一天，王建安意识到不妥，向上级做了报告，许世友等人很快被关押。由于是他带的头，因此不少人建议对许世友严惩，甚至还有人建议要枪毙他。

就在许世友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他的妻子雷明珍却提出了离婚，还把亲手给许世友织的一件毛衣给剪碎了。就在许世友绝望的时刻，毛主席挽救了他，让他担任了386旅的副旅长，给陈赓当副手，不久后又把他派往胶东独当一面。因为抗大事件，许世友一度要和王建安“割袍断义”，二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来往。

如果没有王建安的阻拦，许世友真投奔了老部下刘子才的话，还会不会有后面那样大的成就恐怕谁也不好说。但事实上刘子才的部队只有一千多人，而且在1940年的时候就失败了，他被捕后英勇牺牲。抗战胜利后，王建安和许世友都进入华野任职。济南战役打响前，毛主席亲自点将许世友出任前线攻城总指挥，还特意让王建安给他当副手。

王建安赶到前线后，许世友为他接风，二话不说先倒了三大碗酒，王建安端起来一饮而尽。之前的不快至此烟消云散，二人携手指挥，仅用八个昼夜就攻克济南并活捉了王耀武。许世友也由此原谅了王建安，但对另一位上将，他却始终不肯原谅。这位上将就是傅钟。

傅钟是四川叙永县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20岁那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加入了共产党，这个入党时间比许多开国将帅都要早。1926年，傅钟离开巴黎，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四年后回国。1931年，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斗。来到川陕苏区后，傅钟的表现同样出色，累积战功升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

来到陕北后，傅钟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不久后许世友因打算拖枪出走被关押，傅钟被任命为检察长和公诉人，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后来减为一年。这件事成了许世友心中的一个疙瘩，他也因此对傅钟不满。新中国成立后，傅钟长期担任总政副主任，许世友则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二人都被授予上将军衔。

由于工作关系，许世友和傅钟见过几次面，但却没和他说一句话，也始终不肯原谅他。不过话说回来，傅钟并没有做错什么，当时他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但许世友性格刚烈，快意恩仇，他原谅了王建安，却不肯原谅傅钟。1985年，许世友病逝，享年80岁。四年之后，傅钟将军也因病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