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的眼光，朱玫算得上是妥妥的“白富美”。生于英国，长于香港富有之家，自己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文凭其含金量与今时不可同日而语，那不仅是智慧的象征更是家世的代表。
毕业后朱玫获得了一份体面的报社记者工作。美貌、智慧与家世，还有令人羡慕的工作，朱玫占全了。她几乎成了同龄女孩的标杆，只差一个与之相配的爱人。这个聪敏的女孩是父母的掌中珍宝，他们当然期盼着她有一段圆满的爱情与和堪匹配的爱人，朱玫也确实有资格拥有这些。
可谁也没有料到，她一生的不幸、委屈、悲苦和绝望也随着她的爱情和她的良人一并到来并与她终身相伴。
1954年，朱玫与查良镛在香港相识。如果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那么“金庸”这个笔名是否会让您觉得恍然大悟？“金庸”是查良镛的笔名，朱玫正是“武侠鼻祖”金庸大师的第二位妻子。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贤内助和事业伙伴，也是他辜负良多的结发之妻。
朱玫与金庸
彼时的金庸还不是享誉国内外的知名作家，而是一位刚离婚不久的失意人士。对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他绝口不提，直到晚年才提及杜冶芬的背叛，仍然耿耿于怀。而他却忘了，他也用同样的方式给予了朱玫致命的一击。
已过而立之年离婚独居的男士实非良配，但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子接触久了自有他的动人心魂之处。他温润平和，儒雅风趣，如一脉清泉，于静谧中给人带来隽永的宁静。他常于无形之处显露涵养，虽然朴素，谈吐间也能窥见出身不凡。
从单纯的工作接触到为之倾慕，朱玫仅用了一年时间。父母不能苟同女儿的眼光，他们极力反对掌上明珠嫁给一位“二婚的工薪族”。为了证明自己眼光不错，朱玫恨不得查清金庸的祖宗八代。
香港大公报馆是朱玫与金庸相识之地
这一查不要紧，她发现自己的意中人竟然也是家世不凡。金庸出身“书香世族，诗礼之家”的海宁查氏。其家族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之称，当时的许多文化名人如徐志摩、蒋百里、钱学森的夫人蒋英都与之沾亲带故。
朱玫爱惜金庸的才华，她并不在意金庸是否出身名门，但这至少可以给父母一个交代。女儿死心塌地地认准了这个男人，两人早已生活在一起，朱家父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他们的婚姻。
1956年5月，朱玫和金庸结为夫妻，同年年底长子査传侠便来到了他们身边。
这段时间是朱玫与金庸生活的最自在温馨的一段时光，儿子的出生让金庸着实兴奋了许久，对这个长子不仅宠爱有加还寄予了厚望。在工作上，夫妻二人都颇有才华，因此收入也相当可观。
金庸朱玫与孩子们
金庸自幼饱读诗书，在写作创作上极有天赋，社论反而不能体现他的文化底蕴。自1955年他在《大公报》副刊首发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以来，便受到很多读者关注。朱玫也认为他应该发挥所长，进行长篇作品的创作。在妻子的支持下金庸开始在报刊发表长篇连载作品。
但当时的报刊对于副刊的版面是有严格限制的，有能力和有门路的作家又非常之众，想要一直连载相当困难。金庸对此深感苦恼，经过一番纠结，他终于下定决心与朋友一同出资创办自己的报刊。
1959年，金庸与友人筹资10万港币创建了《明报》。这份报纸与其他报纸不同，虽然也涉及社论，但它更重副刊，在这里读者们能看到诸如武侠、爱情、推理悬疑等等有趣的文章。是目前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金庸与合作伙伴
但《明报》并不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在草创之初，它只是一份每日销量千余张的小报，任凭主管经营销售的沈宝新使尽千般手段，销量始终上不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启动资金一日日地变少。
这几年间朱玫陆续为金庸诞育了一男两女三个孩子，从三口之家迅速成长为一个大家庭。经济压力一下繁重起来，金庸的事业又始终没有起色，《明报》几乎走入绝境。
朱玫始终相信金庸的才华与能力，为了挽救丈夫的事业，她将结婚时母亲给的陪嫁都折变成现金投入到报社中。朱玫是记者科班出身，为了节省开支，她亲自外出跑新闻素材，采、编、导，一个人几乎做了一个团队的工作。
《明报》
而她的工作还远远不止这些。除了要为报社奔走，她还得负担教育4个子女的重任。金庸为人性格随和，对待子女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实在做不来严父。但家庭教育必得有一个扮红脸的，朱玫“荣幸”地成了这个角色。
她对孩子要求极为严格，以至于子女跟她都不亲近。多年以后小女儿查传讷仍然讲：“讨厌母亲，她总是逼着我学画画。”
而这个“讨厌被母亲逼着学画画”的孩子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2011年在港举办个人画展，为香港贫困的弱听儿童筹备善款。
报社在艰难度日，虽然老板娘亲自出山，“小弟们”当然也不敢怠慢，但最初的采访仍是跟风大报，未免有拾人牙慧之嫌。直到1962年的“逃港风波”，《明报》起死回生的契机终于来了。
金庸与女儿
由于自然灾害，那一年广东省保安县大批百姓前往香港。据统计人数不少于6万人，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能一下子接收如此巨大的人口流入？英政府遂派遣警察对大陆百姓进行抓捕和遣返。
由于事件过于敏感，香港的几大报纸都不敢报道。但多年的职业敏感让朱玫看到了这条新闻的价值。不成功便成仁！连续多日，《明报》都在头版头条对事件进展进行跟踪报道，销量也随之水涨船高。仅仅两个月已经达到日销量3万份，转年便摆脱了财政困难。
通过这次报道，金庸和朱玫也开始深思《明报》的定位。这夫妻二人家学渊源，自有文人的清高，他们既不希望《明报》成为官方的发言台，也不想走当时盛行香港的“黄色新闻”路线。
金庸的长子与长女
最后，他们将客观、忠实作为《明报》的办报原则。将它从一份“随大流”的小市民报，逐渐送到了香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手中。
《明报》成功了，它的成功，朱玫功不可没。
这些，金庸并不是不记得。1969年明报创刊十周年时，金庸说：“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给我吃。”朱玫为他做的又何止是送饭呢？当两人穷到只能共饮一杯咖啡时，朱玫仍然不离不弃，这时的金庸必定是感激和感动的。
可男人需要女人温柔小意、贤惠懂事、漂亮得体，唯独不需要的就是对她们产生感激之情。朱玫能力卓越并不逊于金庸，她性格坚强，处事麻利，与金庸温吞的性子完全相反。在创业初期，这两人可以较好地互补，但时间久了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
金庸与小女儿
金庸受不了妻子“颐指气使”，朱玫也看不上丈夫的“优柔寡断”。争吵开始成了他们相处中的主旋律。
又一次争吵过后，金庸独自出门散心，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间咖啡厅，见到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子。这一年是1966年，金庸42岁，朱玫31岁，林乐怡16岁，金庸和朱玫的长子査传侠20岁。
林乐怡与金庸第一次相见，请他吃了一份10元钱的火腿炒饭，结账时，金庸给了她10元小费，因为这10块钱，金庸记住了这个美丽又细心的小姑娘，因为这10元钱，断送了他与朱玫的患难之情，因为这10元钱，査传侠再也没能从美国回到父母身边。
金庸与林乐怡
只是这些，当时的人们无人知晓。几天后，林乐怡收到了一块价值2700元的浪琴手表做回礼，这是金庸感谢她的“一饭之恩”。
金庸与林乐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开始同居时朱玫还是金庸的合法妻子。
十几岁的情人和三十多岁的糟糠之妻自然是天壤之别。身为文人的金庸将才子风流发挥得淋漓尽致，瞒着妻子与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几岁的姑娘来往了10年，直到1976年，朱玫无意中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虽然两人之前就多有吵闹，但朱玫从没想过丈夫会背叛婚姻和家庭。毕竟两人是真正的患难夫妻，而金庸并不是冷漠绝情的人。
金庸与林乐怡
金庸并不绝情，相反是太多情了。他也并没有想过破坏婚姻，甚至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这从他晚年的采访中和他们朋友的行为中都可以寻到证据。
倪匡曾经劝过朱玫，大意便是金庸事业有成，有妻有妾也没什么。朱玫没有说话只是沉默了一下，然后走了出去，再回到房间时手里提着一根拖把，吓得倪匡赶紧逃走。
在两人办理离婚手续后，金庸曾亲手将离婚协议书撕毁，他说不要离婚了吧。而朱玫只是平静地表示，“离都离了，不要反复了。”
朱玫与金庸的婚姻虽然说不上下嫁，但以当年两人的条件来看，朱玫确实更胜一筹。作为知识女性，家世好学历高，朱玫从来都是骄傲的。这骄傲不仅表露在为人处世上，更体现在她对感情的要求上，纯粹，干净。所以他不能忍受金庸的出轨。
金庸与林乐怡
婚变令朱玫大受打击，她给远在大洋彼岸读书的长子査传侠写信述说自己的苦恼。可是没想到査传侠此时也正处于情感变动时期，女朋友在跟他闹分手。父母的婚变加之自己情感的不顺，让这个刚满20岁的孩子一时想不开，竟然跳楼自尽了。
査传侠从小就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孩子，他聪明早慧，继承了父母在文学上的天赋，是金庸寄予厚望的孩子。但与他的文学天赋同时存在的是文人惯有的多愁善感。
査传侠在少年时期便对人生表现出较为悲观的态度，经过父亲的开导才逐渐明朗起来。父母感情破裂的打击让这个脆弱的孩子对爱情和人生通通失去了信心。他的自杀无疑给朱玫和金庸致命的一击。
金庸与长子
金庸怨怪朱玫不该将婚变的事情告诉儿子。而朱玫没有与金庸互撕，她只是将自己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中无法自拔。父母即将离异，作为长子的査传侠应该有知情权。尽管儿子的死亡并不是她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仍然无法原谅自己。
丈夫的背叛和儿子的死亡让朱玫对人生彻底绝望了。她没有任何犹豫地提出离婚，不要《明报》的股份，不争孩子的抚养权，只有两个条件：第一，补偿一笔赔偿金，第二，金庸以后不能再生育其他子女。
失子之痛同样令金庸感到绝望，这段婚姻的存在对两人无疑都是折磨，他同意了朱玫的离婚要求。
金庸
1976年，金庸的长子査传侠自杀，金庸与朱玫离婚，斩断了这段从相识到相爱长达近23年的婚姻。金庸迎娶第三位新娘，小他29岁的林乐怡正式成为金庸的合法妻子，那年金庸52岁，林乐怡23岁。
从此之后，朱玫便正式退出了金庸的世界。即使共同生活在香港，朱玫与金庸也几乎不曾相见，朱玫彻底的脱离了原有的圈子。
一别经年，再见时，是在故人雷传坡的婚宴上，彼时的金庸早已不是几十年前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而朱玫也不复往日容光。
婚宴结束，金庸曾提出送朱玫回家，朱玫只是淡淡的说“不用了”。这拒绝里仿佛已经没有了仇恨，也没有了恩怨，只是多年未见的一个曾经相识的人。
金庸
但这许多年里，朱玫始终一个人生活，曾经有人看见朱玫在香港街头摆摊。人们以此推断朱玫的晚年过得潦倒困苦，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朱玫去世时曾留下不少遗产给三个孩子，这说明她并不是因为没有钱才过得拮据。
朱玫有能力有见识有手段，她的人脉关系甚至并不比金庸差，即使离婚，以她自身的能力，即使谁都不靠，自己也能过得很好。何况她还有三个亲生子女，她的前夫也并不是冷血绝情之人。
金庸在晚年提及朱玫：“我曾经找过她，提供帮助，但是她拒绝了，我还让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见，她情愿独立。”由此可见，在离婚后的许多年里，金庸也并不是对朱玫不闻不问。
金庸
对比着朱玫的决绝，金庸似乎来得更多情，因此也显得更有人情味。但这种人情味，这种仿佛施舍一样的关心和帮助，朱玫需要吗？很显然她是不需要的，她甚至因为不愿意再见曾经的故人而远离她为之奋斗多年的圈子。
所以，朱玫的心中是不原谅的。只是以“忘记”和“远离”来冲淡怨恨，我要离开你，便要离开的彻底。对于朱玫来说，她不后悔曾经爱过金庸，为他奔波，为他耗尽财产，为他争得一席之地。
后来，她也从未后悔过离开金庸。背叛就意味着不爱，不爱了就不要纠缠，我不愿委曲求全，为一段名义上的关系失去我的骄傲和尊严。
金庸曾经爱慕过的明星 夏梦
有人说朱玫像黄蓉，一心一意辅佐丈夫，只是朱玫没有黄蓉幸运，金庸没有郭靖专情。但我却觉得霍青桐更加符合朱玫的性格，她聪明、坚毅而勇敢，最相像的便是果断和刚毅。而金庸的三心二意，不也正如陈家洛一样么。
1998年，朱玫因病去世，她走得静悄悄的，没有惊动任何一位故人，包括自己的三个亲生子女。既然要将自己放逐，那就死生不复相见吧，极尽哀荣是一种体面，清净来去也未尝不是一种尊荣。
2018年，金庸先生也与世长辞，在这之前他曾答记者问题“怎样维持良好的夫妻关系？”时说：“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相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
金庸葬礼
若是早有这份觉悟，又怎会与朱玫走到如此境地。而小学文化的林乐怡终究无法与这位文学大师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如今，已经72岁的林乐怡只身一人生活在香港，终身未有子女，不知此时的金庸遗孀是否能够体味前人的辛酸与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