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女囚犯被发配千里，是件令人惋惜的事。然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每当有女囚被判流放之刑，押送的差事总会引来官差们的争抢。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里，小小的押解差事为何如此受欢迎？有的官差不惜重金贿赂上司，就为了得到这份差事。有的甚至不惜挑战法律底线，做出种种不齿之事。这究竟是为何？押送女囚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利益纠葛？这其中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官差争相押送女囚的表象】
嘉庆三年的一个寒冬，北京城里传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大理寺的两名师爷为了争夺一个押送女囚的差事，竟在衙门口大打出手，闹得满城风雨。
这两位师爷一个叫王凤朝，一个叫赵德胜。那日清晨，王凤朝刚走进大理寺的大门，就听说有个押送女囚到云南的差事。这个女囚名叫李氏，因为毒杀丈夫被判流放。
王凤朝听说此事，立刻去找自己的老上司说情。不料刚到半路，就遇到了同僚赵德胜。原来赵德胜早就得到消息，已经提前一步找到上司，把这差事给揽了下来。
两人当场就拦住对方，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赵德胜说自己先去说情，这差事该归他。王凤朝却说自己年资比赵德胜老，按规矩该他来办。
话不投机，两人竟开始动起手来。一个抓住对方的官帽，一个扯住对方的衣领。这一闹，立刻引来了衙门里其他人围观。
这场闹剧最后惊动了大理寺少卿。少卿一怒之下，不但取消了两人的押送资格，还各打了二十板子，罚俸半年。
这样的争抢在当时并非个例。乾隆年间，江南一带就发生过类似的事。苏州府衙门里有个叫孙明远的差役，为了争取押送女囚的机会，竟然变卖了祖传的一块良田，用这笔钱去贿赂上司。
更有甚者，扬州府的张姓差役，为了得到这样的差事，不惜把自己十三岁的女儿许配给上司的侄子。这门亲事在当地传为笑谈。
随着这种差事越来越＂抢手＂，各地衙门渐渐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但凡有押送女囚的差事，必定要送上一份厚礼。礼轻则差事轻，礼重则差事重。
江浙一带的衙门甚至把这种差事当成＂肥差＂来分配。有经验的老差役都知道，押送女囚要比押送男囚＂来钱＂快得多。一些大案要案的女囚，更是各路官差争抢的＂香饽饽＂。
嘉庆六年，杭州知府贺天锡看不下去这种现象，下令重申纪律：但凡押解人犯，必须按规矩办事，违者重处。这道命令虽然颁布了，但收效甚微。
不到半年，就有三名差役为了争夺一个押送女囚的差事，当着贺天锡的面大吵大闹。贺天锡气得拍案而起，当场革去三人的差役身份。
这些争抢的表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这还要从押送路上那些不为人知的交易说起......
【押送路上的灰色交易】
康熙四十二年的一桩案件，揭开了押送女囚路上的灰色交易。这年冬天，江苏常州府的一名叫钱德贵的差役，在押送一名叫王氏的女犯途中，被当地百姓告发贪赃枉法。
原来，这个钱德贵一路上让王氏的家人＂买路＂。从常州到云南，一共设了十三道关卡。每过一道关卡，王氏的兄长就要交上一笔＂规费＂。若是不交，钱德贵就让王氏走最艰难的山路，甚至故意放慢行程，让她饱受风霜之苦。
这还不算完。钱德贵还在路上设下圈套，让王氏的家人不得不花重金＂赎身＂。他故意在路上制造＂意外＂，声称王氏企图逃跑。王氏的兄长为了保全妹妹，只得再三送上银两。
一路下来，王氏家中的积蓄几乎耗尽。最后在四川境内，钱德贵又想出新的勒索手段。他暗中通知当地的人贩子，说自己押解的是个＂美貌女犯＂，准备在半路上演一出＂劫囚＂的戏码。
不料这场交易被当地一个叫李福的老实人无意中发现。李福将此事告发到当地衙门。知府大怒，立即派人将钱德贵拿获。经审讯，钱德贵不但承认了勒索的事实，还供出了一个更大的秘密。
原来，在押送女囚的路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交易链。有的差役专门与沿途的人贩子勾结，趁夜将女囚转卖。事后就谎称女囚＂自尽＂或＂病故＂，蒙混过关。
据钱德贵交代，光是江南一带，每年就有十几名女囚被转卖。这些交易大多发生在偏僻的地方，有些甚至就在官道旁的客栈里完成。
雍正年间，朝廷发现了这一情况，下令严查。结果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查获了二十多起类似案件。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浙江黄岩县的一个案子。
黄岩县的差役徐长寿，竟然与当地的人贩子组成了一个固定的交易网络。但凡有女囚经过，徐长寿就会提前通风报信。人贩子则在固定的地点等候＂交货＂。就这样，徐长寿在短短两年内，就＂做成＂了七笔交易。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差役还会互相串通，形成一个完整的＂地下产业链＂。他们会事先商量好，谁负责哪一段路程，由谁来联系买家，最后的银两如何分配。
有一次，扬州府的差役李贵安押送一名女囚去云南。在途经湖北时，他收到同伙的消息，说前方已经安排好了买家。李贵安便故意放慢行程，等待＂交易＂时机。不料此事被一个跟随的小厮泄露，李贵安最终落了个充军的下场。
随着这些案件不断被揭发，朝廷开始重视起来。雍正皇帝曾专门下旨，令各地加强对押解女囚的管理。但收效似乎并不明显，因为在特殊时期，这种交易反而愈演愈烈......
【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
乾隆年间的＂金川之役＂，意外揭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当时，大量少数民族女性因各种罪名被判流放。一个叫郑元贵的差役，在押送这些女囚的途中，竟成了战乱中最大的人口贩子。
乾隆三十六年春，郑元贵奉命押送三十名金川女囚前往新疆。这些女囚大多是金川战役中的俘虏，因不愿归顺清廷而被判流放。按照规定，她们需要被押送到新疆喀什，充当边疆屯田的劳力。
郑元贵在得知这个差事后，立即联系了沿途的商人。这些商人大多做着走私的营生，在战乱年代趁机牟利。郑元贵向他们透露，自己手中有三十名身强力壮的金川女子，可以＂合作交易＂。
很快，郑元贵就在甘肃境内设下了第一个交易据点。他声称有五名女囚在途中＂病故＂，实则将她们卖给了当地的商人。这些商人又把这些女子转手卖给了其他地方的富户。
这种交易手法在当时并非个例。同年冬天，另一名叫王守仁的差役也干起了类似的勾当。他在押送一批苗族女囚时，竟然将整个押送队伍改道，带到了四川的一个偏僻山村。
在那里，王守仁已经安排好了买家。这些买家大多是当地的富户和商人。他们打着招工的名义，实则是在收购这些女囚。交易完成后，王守仁就谎报说这些女囚＂在途中染病死亡＂。
更令人咋舌的是，在云贵一带，竟然形成了一条专门的地下交易网络。这个网络的参与者包括差役、商人、地方官员，甚至还有一些专门的＂中间人＂。
有个叫李三的中间人，专门在各地打探押送女囚的消息。一旦得知有押送队伍要经过，他就会提前联系买家，然后再去说服押送的差役。据说，李三靠着这门生意在昆明城里置办了三间铺面。
乾隆四十二年，朝廷发现了这个现象。一位御史上奏称：边疆战乱地区的女囚押送，已经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从押送出发的那一刻起，这些女囚就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商品＂。
为了整治这种现象，朝廷下令重申：但凡押送女囚，必须全程有官兵护送，途中不得擅自改道或逗留。违者重处。然而，这道命令收效甚微。
因为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种交易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作模式。从内地到边疆，从官道到驿站，甚至连一些地方衙门，都暗中参与其中。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
而这些交易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利益链条。光靠一两个差役，是无法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交易的。那么，这背后还有着怎样的推手呢......
【押送差事背后的利益链】
乾隆五十年，江南一场轰动朝野的大案，揭开了押送差事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苏州知府张明德查办一起贪污案时，意外发现了一本账册，上面详细记录着各地衙门在押解女囚过程中的＂分账规矩＂。
这本账册的主人是苏州府一个叫马德仁的差役。据账册记载，每押送一名女囚，从起点到终点，至少要经过七次＂分赃＂。第一次是在接收犯人时，要给公堂上的师爷送银两；第二次是给驿站的官员送礼；第三次则要孝敬沿途经过的州县衙门。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些＂规矩＂都明码标价。比如从苏州到云南的路线，光是＂打点＂各个衙门就要花费白银二百两。若是押送的是大户人家的女眷，这个数目还要翻上一番。
马德仁在被拿获后交代，这些钱并非他一个人独吞。每次押送完成后，他都要按比例上交给上司。一般情况下，差役只能留下三成，其余都要层层上交。
在查办此案的过程中，张明德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各地衙门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赃制度＂。以苏州府为例，但凡有押送女囚的差事，必须先向五个衙门打招呼。
这五个衙门分别是：刑房、户房、驿站、巡检司和府衙大门。每个衙门都要按品级分润。若是哪个差役不懂规矩，下次就别想再接到这样的差事。
不仅如此，押送途中还有大量的＂额外收入＂。比如有个叫王德寿的差役，在押送一名女囚到四川时，光是收取＂路费＂就得了一百多两银子。这些＂路费＂名目繁多，有的叫＂住宿费＂，有的叫＂马料钱＂，还有的干脆叫＂保命钱＂。
更有甚者，一些差役还会故意放慢行程，就是为了多收几次＂规费＂。嘉庆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湖北的差役李福安押送一名叫张氏的女囚，本来十天的路程，硬是走了一个月。期间，他以各种理由向张氏家人索要银两达数百两之多。
押送过程中，犯人家属往往也不得不与差役做交易。有的是为了让亲人少受苦，有的则是希望能在路上偷偷传个信。这些要求每一个都要花钱，价格也都明码标价。
据官府查获的账册显示，清代中期，仅江南一带，每年通过押送女囚产生的＂灰色收入＂就高达数万两白银。这些银两经过层层分配，最终流向了各个衙门。
如此庞大的利益网络，自然会催生出更多的腐败。一些衙门甚至会故意制造案件，就是为了创造押送的机会。而这种制度上的漏洞，最终导致了更多悲剧的发生......
【制度缺陷与人性悲剧】
乾隆五十六年春，湖南长沙府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惨案。一名叫陈氏的女囚在押送途中跳崖身亡，这本是个普通的案件，却意外揭露出押送制度中的重大漏洞。
查办此案的御史钱金堂发现，陈氏并非想不开才选择跳崖。据同行的人证实，押送陈氏的差役张得禄一路上对她百般凌辱。在经过澧州时，张得禄甚至将陈氏关在驿站的柴房里整整三天。而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无人知晓。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仅在同一年，就有五名女囚在押送途中不明不白地死去。有的被说成＂染病身亡＂，有的则被说成＂畏罪自尽＂。
钱金堂顺藤摸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押送制度中存在着巨大的监管真空。按照规定，押送女囚必须有官兵护送。但实际上，这些官兵往往是＂挂名＂的。
就拿陈氏这个案子来说，陪同的四名官兵竟然全都是张得禄的亲戚。他们不但不监督张得禄，反而成了他的帮凶。整个押送过程中，这些人完全听从张得禄的指挥。
嘉庆元年，朝廷下令整顿押送制度。新的规定要求：押送女囚必须有女性狱卒随行，而且要定期向沿途衙门报到。违者重处。然而这道命令刚下不久，就被钻了空子。
有的差役干脆雇用自己的妻子充当＂女狱卒＂，有的则找来当地的妇女临时凑数。更有甚者，干脆找来妓女假扮狱卒。这些所谓的＂女狱卒＂，根本起不到任何监管作用。
制度的漏洞带来的是一桩桩惨剧。道光年间，浙江杭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名叫吴氏的女囚被判流放新疆。押送她的差役程得升，在途中竟然将她转卖给了甘肃的一个大户人家。
为了掩人耳目，程得升还伪造了一份＂病故＂证明。若不是吴氏的兄长千里寻访，这件事恐怕永远都不会被发现。而当吴氏的兄长找到她时，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道光皇帝震怒，下令彻查此案。结果发现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有的女囚被卖到烟花之地，有的则被转卖给各地的富户。而这一切，都是制度漏洞造成的。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受害者大多来自底层。她们没有钱财贿赂差役，也没有权势庇护自己。在漫长的押送途中，她们完全处于差役的掌控之下。
咸丰年间的一份奏折中写道：宁可得罪一方富豪，也不要得罪一个押解差役。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当时押送制度的扭曲。在这个制度下，本该维护公平正义的差役，反而成了最可怕的存在。
这些制度漏洞一直持续到晚清时期。而每一个漏洞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逝。直到同治年间，朝廷才开始着手全面整顿押送制度。然而为时已晚，整个清朝的司法体系已经摇摇欲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