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的寒冷冬日，开国上将杨勇终于迎来了久别重逢的一刻，他的母亲刘世珍来到北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分离。那天杨勇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早早来到车站，期待已久的重聚充满了激动和温情。然而当杨勇试图让年仅三岁的女儿称呼他的母亲为“婆婆”时，却意外地发现自己难以开口。这是什么让这位坚强的将军，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竟然难以喊出“妈妈”这个简单的称呼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杨勇
1913年杨勇出生在湖南浏阳，他的原名杨世峻，意寓文雅，但随着革命生涯的开启，为显现其战场上的刚毅与果敢，他更名为杨勇。自青年时起，杨勇投身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历经无数硝烟战场。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洵口遭遇敌军。在这次突发的交锋中，杨勇担任团政治处主任，毫不犹豫地带领战士们冲锋。就在激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擦过他的头顶，撕裂了头皮，鲜血顿时染红了战衣。
但他丝毫未曾退缩，继续带领部队奋战，最终迫使敌人撤退。此役后杨勇赢得了彭德怀军团长的赞扬，还荣获了三等红星奖章，他的头部也留下了一道两厘米长的不复生发的疤痕，成为他革命精神的永久印记。
合照
杨勇不止一次在生死边缘徘徊。在一次夜袭任务中，他带领小队去炸毁敌军城墙，不料炸药提前爆炸，导致多名战友当场牺牲。杨勇当时正好躲在一棵大树下，一块巨石直奔他而来，却奇迹般地被树枝卡住，他再次幸存。
长征途中杨勇不幸染上了伤寒，情况极其危急。治疗他的医生因感染病毒不幸去世，而杨勇却在众人的不看好中奇迹般地康复了。这些经历，都显示了杨勇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生命力。
战场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在一次激战中，杨勇的头部和左肩接连受伤。更严重的一次，他的右大腿中弹，弹片深埋肉中，由于战时条件限制，他只能自行处理伤口。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他强忍着痛苦，亲自将弹片挖出。这种超乎常人的忍耐力和勇气，让他的战友们无不敬佩。
在1949年的初秋，五兵团在解放贵州省任务的路上，那时部队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整训和反恐准备，同时也是杨勇少有的休息期。思念家人的杨勇向上级申请了短暂的假期，希望能回家探望多年未见的母亲。组织迅速批准了他的请求。
杨勇匆匆整理了行装，只带上几名警卫，偷偷地回到了家乡。由于当地习俗，村民通常会用锣鼓欢迎功成名就的归子，但杨勇考虑到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人民，不愿引起过多关注，遂选择了一条较隐秘的路径回家。
当杨勇来到家门前，看到那座摇摇欲坠的老屋，心中不禁一阵酸楚。他轻轻推开门，见到母亲刘世珍出来迎接，她一时间未能认出眼前的军装青年。杨勇看着母亲满头的白发，悲伤涌上心头，他走上前跪倒，泪水悄无声息地流淌。
合照
他哽咽地说道：“娘，是我，世俊，我回来了。”听到儿子的声音，刘世珍愣了片刻后泪流满面，母子俩相拥而泣。尽管他们试图保持低调，村民还是发现了他的归来，很快家门口聚满了人，鞭炮声和锣鼓声震天响。
面对村民们的热情，杨勇坚决地拒绝了过度的庆祝活动。他对大家说：“作为党的一员，我们应当始终以服务人民为宗旨，不能因个人的归来而浪费资源。”这番话赢得了村民们的尊重和理解。
在家的几天里，杨勇与母亲共度时光，还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和烈士家属。五天的假期很快结束，杨勇与母亲依依不舍地告别，他承诺解放后一定再回来。重返部队的路上，他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牵挂与对未来胜利的期待。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和贺龙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次分别竟是十年，1958年10月当他结束在朝鲜的任务后，终于返回国内。归来不久他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职位让他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得到了稳定。忙碌中的杨勇因事务繁重，未能亲自回湖南接母亲，而是派遣他的妻子林彬前往。
杨母归来后的日子在儿子的家中是温馨而又不习惯的。习惯了农村简朴生活的她，难以适应城市的喧嚣与忙碌。尽管如此，她成为了孩子们的庇护所，每当孩子们犯错，他们总是首先寻求奶奶的保护，使得杨勇在孩子们心中的威严大为减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母始终无法适应都市生活，坚持要回到熟悉的乡村。1962年，无法说服母亲留下的杨勇，只能尊重她的决定，亲自将她送回了老家。回到家乡后，杨母不改当年的和蔼可亲，她在村中摆起了茶水摊，为过往行人解渴，继续以她的方式服务于人民，显示了一位军人母亲的质朴与善良。
三杨
两年后的1964年，杨母的健康急转直下。接到消息的杨勇心急火燎，试图安排她在长沙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坚强的老人拒绝了外出治疗，坚持认为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她希望在家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旅程。
当年夏天，杨母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杨勇由于军务缠身，无法亲自回家奔丧。家中长辈提出要以传统方式举行盛大的葬礼，包括请来戏班子表演三天，以此来表达对杨母的敬意与哀悼。然而，杨勇考虑到国家当时经济状况及其党员身份，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他坚持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倡导节俭，拒绝奢侈的丧葬活动。
杨勇最终只寄回了200元，并特别嘱咐一切从简，仅为母亲准备了一副体面的棺木，确保其安葬得体而尊重。这一决定体现了他对国家大局的深刻理解及对个人责任的严格要求，也映射出他在家国之间不断挣扎的心路历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勇尽管遭遇重大挑战，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未曾动摇。在1972年杨勇得到复职，相继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和新疆军区司令员。1976年中央再度高度重用杨勇。次年夏天，基于邓小平的推荐，杨勇重新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与他首次担任此职位时不同，这一次他的职责主要集中在总参工作上。
邓小平虽然名义上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及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但实际上他并未直接介入总参的具体事务。原先由杨成武作为总参的实际负责人，但1977年9月杨成武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后，总参的日常事务便由杨勇负责。
1978年3月，杨勇被增补为总参党委第三书记，同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负责总参的日常工作。这一任命表明他几乎已被定为下一任总参谋长的人选，体现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和期待。
杨勇
当罗瑞卿于1978年7月前往西德治疗期间，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需要重新分配，其中政治方面的职责交由总政主任韦国清负责，而军事方面的职责则交由杨勇处理。这一安排使得杨勇在解放军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最终杨勇按照邓小平的战略布局，被提名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预计先在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然后顺理成章地接掌总参谋长的重任。
1980年杨得志履新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这一新角色中他需要迅速掌握全军的动态。杨勇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友，频繁地陪同他一起深入军营，巡视部队，了解实况。
那年冬天他们一同前往东北考察。旅途中，杨勇突然高烧不退。尽管杨得志多次建议他回北京休息，杨勇却坚决完成巡视任务。这种铁汉的坚持，体现了他对职责的忠诚。
红军时期杨勇和战友合影。后排左二为杨勇
1981年，体检中杨勇被诊断出癌症。手术后病情暂时得到控制，然而不久后病情复发，他不得不重返医院。即便面对生命的脆弱，杨勇在医院中表现出惊人的坚强和平静。
在得知生命仅余数月之后，杨勇仍专注于国家和军事事务。他计划好了自己的每一天，决定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内，仍要尽可能地为国家工作。这种对职责的无比忠诚和热爱，让人深受感动。
他在病床上接待了无数前来探望的同事和领导，与他们讨论国防和军事建设的未来。尽管疾病侵蚀了他的体力，但他的精神和决心却更加坚定。他的言语依旧铿锵有力，目光依旧锐利，显示出不屈的战士精神。
1947年，杨勇任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左三）时与纵队领导合影
1982年12月胡耀邦来医院看望杨勇。胡耀邦在门外深呼吸，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两人的友情跨越了六十多年的风雨，从儿时的湖南浏阳文家市开始，至北伐、长征、抗战，直至在政治舞台上并肩作战。杨勇的生命即将结束，这让胡耀邦无比心痛。
杨勇见到老朋友，依旧关心对方的健康，嘱咐他要好好照顾自己。这种关怀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大。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杨勇希望回家看看。他回到家中，和家人共度了难忘的时光，尽管病魔缠身，他还是找到了与孙女亲密互动的机会。他与几个月大的孙女对话，尽管她什么也不懂，但似乎能感受到爷爷的爱。
在1983年的元旦夜晚，中央总书记亲自前往医院看望重病中的杨勇将军。此时杨勇已因病痛而言语艰难，他提出了对安乐死的渴望，希望结束自己的痛苦。总书记听后无法抑制情感，声音哽咽地回应道：“我们已经在努力联络美国的专家，你要保持信心，不要再提这样的请求了。”
1953年杨勇在朝鲜战场合影，前排中为20兵团司令员杨勇、前排右为政治委员王平，前排左为参谋长张震
尽管有外援的承诺，杨勇最终未能等到期盼的援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勇召集家人至床边，留下了他的遗言：“我的去世后，希望你们能自力更生，不要依赖或要求党的帮助。”他平静地说道：“不必担心我，我只是感到疲倦，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1983年1月6日，杨勇安静地在睡梦中离世，终年70岁。他的逝世让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深感失落，对这位卓越将领的贡献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杨勇的告别仪式异常隆重，吸引了超过一万名群众和各界领导前来送别。不仅如此包括朝鲜的领导人在内的多国政要也特别发来唁电，表示对这位伟大将军的深切悼念。
杨勇任副总参谋长期间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在卞海伦元帅陪同下检阅皇家仪仗队
虽然杨勇将军已离我们而去，他那坚定不移的军事生涯和对国家的忠诚却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名字和事迹将永远铭记，成为激励后人的象征，提醒着每一代人要坚守信念，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