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78岁的邱会作和妻子胡敏从西安来到北京的儿子家，他们没有告诉其他人。如果不是因为跟了林某人，他这个开国中将，肯定会前呼后拥，在军委招待所落脚。
然而现在的他，作为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他只能低调再低调，轻车简从，不声不响住进了儿子的家。
住进去不久，一个年轻军官前来拜访：“我是中央军委的，张副主席有请。”
邱会作有点没反应过来，谁还会想起自己这个有过“历史污点”的社会人员？
邱会作，1914年出生于江西兴国。
邱会作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穷得叮当响，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舅舅的资助下，邱会作勉强上了几年私塾。邱会作天资聪颖，在私塾学了不少文化，为他今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那个年代，有限的知识不能够改变命运，但是却可以开阔视野。有文化的邱会作，走出私塾之后开始给地主放牛，他利用放牛的间隙，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
读书多了，他开始思考，为什么勤劳的人要受穷，为什么富人可以不劳而获？为什么恶人横行霸道，老实人会受欺辱？
他苦苦思索，无法找到答案。
1928年5月，革命之火烧到了兴国，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在兴国成立，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以罗爵高、罗廉杨为首的一批为非作歹的地主被公开处决，千百年来受尽欺压的穷苦百姓扬眉吐气，翻身做了主人。
一个月后，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和赣南红军十五纵队也来到兴国发动暴动，又枪决了30多名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
目睹这一切，邱会作豁然开朗，只有打倒作威作福的坏人，才能迎来社会公平。
接下来，兴国的革命者赶走了国民党的伪县长，缴获了商团和民团的武器，兴国真正成为“泥腿子”的天下，贫苦农民再也不用受欺负，家家户户过上了好日子。
然而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他们勾结国民党军队，组织还乡团，企图卷土重来，恢复失去的天堂。
一旦如此，广大农民就会受二遍苦，受二茬罪。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当地不少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父亲送子，妻子送夫参军的事层出不穷。
看到这一幕，邱会作跃跃欲试，他一路小跑回到家，将自己的哥哥邱会佳拉了出来，一起去报名。
没料想到了部队，哥哥邱会佳顺利被录取，邱会作却被淘汰：“人还没有枪高，回去吧，下一年再来吧。”
邱会作一听，哭了起来，死活不走：“不让我当兵，你们走到哪，我跟到哪。”
邱会作说到做到，跟在部队后面像膏药一样贴上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邱会作的执着终于感动了连长，他被破格吸收入伍，成为红小鬼，走上了革命道路。
由于邱会作身材单薄，扛不动枪，战场肯定上不成，连长把他安排到了宣传队工作。
起初，邱会作还有点拘谨，在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的时候经常紧张得不行，憋得脸红脖子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他不服输，非常执着，很快就熟悉了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受到连长的表扬和乡亲们的好评。
团长见邱会作脑袋瓜灵，还有韧性，是个好苗子，就决定好好培养他，把他调到了红军学校学习财务和会计知识。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之后，邱会作掌握了不少财会知识，被派到红军总供给部任职。
他从统计员做起，慢慢熟悉业务，进步很快。一年后，业务精湛的邱会作担任了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此时的邱会作还不满20岁。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长征。这时候传来一个噩耗，邱会作的哥哥邱会佳已经在广昌保卫战中英勇牺牲了。
大敌当前，邱会作没有条件悲伤，他只能擦干眼泪，带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化悲痛为力量，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长征途中，邱会作担任总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主要负责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这工作看起来很轻松，不上战场，不用真刀真枪跟敌人拼。其实，后勤工作一点也不轻松。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斗每天都在进行，红军所到之处，老乡们都躲避起来了，吃的用的东西自然也都带走或者藏了起来。
后勤工作就是给红军筹备粮食和衣物的，乡亲们一走，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邱会作只能绞尽脑汁积极筹粮，因为筹不到粮食战士们就要饿肚子。
军人是靠胃打仗的，没有后勤保障，长征怎么会取得胜利？
因此，在筹集不到粮食的时候，邱会作就带领后勤部门的战士们上山挖野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证战士们有饭吃，走出草地，翻过茫茫雪山。
到达陕北后，为长征做出出色贡献的邱会作受到重用，22岁的他出任总供给部政委。
邱会作进步如此之快，除了他工作能力出色外，也跟他受到周恩来的赏识有关。
邱会作跟周恩来非亲非故，相识完全是缘分。他们的初次相识是在红军将要长征的时候，保卫局长邓发担心邱会作泄露红军机密，打算枪毙他，在行刑的时候遇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一看还是个孩子，就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娃娃，就留下他吧。”一句话，救下了邱会作。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直接将这个“娃娃”提拔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
三科主管中央纵队的军务、行政、供给等工作，是军委四局的关键部门，由周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直辖。
从此，邱会作的人生走上快车道。
长征途中，周恩来身患重病奄奄一息，邱会作硬是跟其他同志将周恩来放到担架上，抬过了草地。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也算得是生死之交。
因此，邱会作的进步跟周恩来的栽培分不开，说周恩来是他的伯乐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历史后来开了一个大玩笑，邱会作后来却成了林总的人，跟周恩来站到了对立面。
原来，1941年皖南事变后，邱会作主动请缨，来到了江南新四军工作，出任第4师供给部政委。
当时第四师的师长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彭雪枫，担任参谋长的，是后来的开国中将张震。
那么，邱会作后来是如何到了林总身边？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党中央将大量优秀干部派往东北，邱会作也随之前往东北，来到了林彪麾下工作。
邱会作做后勤工作，还擅长做政治工作，因此很受林彪青睐，提拔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政委。而8纵的司令员，正是日后声名远扬的四野名将黄永胜。
从此，邱会作从一个后勤保障干部，转变为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主将，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如果说，周恩来是邱会作从事后勤工作的伯乐，林彪则是邱会作走上军事生涯的引路人。
林彪确实没看错人，1948年，在辽沈战役期间，邱会作指挥8纵率先攻入锦州城，堵住了国民党军队的后退之路。
辽沈战役中，四野围歼围攻廖耀湘兵团，敌我胶着在一起，身为45军政委的邱会作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士兵一见士气大振，很快将敌军击溃。
无论如何，在解放战争期间邱会作离开了栽培自己的周恩来，成为林总麾下一员猛将，一生的命运跟林彪紧紧地相连。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作为其麾下大将，邱会作因此受到重用，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一干就是12年。
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邱会作心无旁骛，他不跳舞、不打猎、不下棋打牌，也不结党营私，一直把全部精力用在正地方，除了学习就是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那时候的他心无杂念，一心要报答周总理和林总的知遇之恩。
邱会作将军任总后勤部部长之日，正值国家困难之时，地方财政困难，军队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而邱会作倍感压力巨大，不比红军时期轻松，整天马不停蹄下基层，搞调研，想出了一套为国家分忧，自力更生的好办法。
比如让全体指战员开荒种地，甚至养猪种菜，动员家属办工厂等。
3年困难时期，解放军军心稳定，指战员精神焕发，部队不但没有给国家增添负担，还从农副业生产经费中上缴国库20多个亿。
不光如此，在那段时间，我军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援，如武器、弹药、服装、药品援助始终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间断，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
1966年初，邱会作对前段经验进行了总结，主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以总后勤部署名呈送中央军委。
毛主席阅后大喜，复信军委副主席林彪，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向解放军学习，办成“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
此信写于5月7日，史称“五七指示”，邱会作因此成为红人，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后来的邱会作渐渐地迷失了自我，辜负了党中央的信任，不再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丧失了原则和立场，把紧跟党变成了“紧跟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的四年多时间里，昔日的抓革命、促生产能手，变成了斗争能手，口号天天喊，帽子满天飞。
据统计，邱会作在那段时间先后在24次讲话、40个文件材料中，给总后原政治部主任等17名军职干部和总后司令部参谋宋平等107名师职以下干部和群众穿小鞋，给他们强加上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108名同志被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和揪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更有甚者，总后机关还制造出“特务叛国外逃集团”冤案，总后原政委李聚奎等26名军职以上干部和269名师职以下人员被株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71年，邱会作因“林彪事件”被拘捕，1973年被开除党籍。
1981年1月，邱会作坐到了审判席上，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刑后保外就医于西安。
相对来说，邱会作的刑期较短，因为他在法庭上态度较好，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邱会作都一一承认，且当庭表示了忏悔，彻底反省了自己，认识到了错误。
在法官询问时，他不止一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
“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
“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值得一提的是，邱会作还亲手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官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手捧《认罪书》当庭进行了宣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邱会作曾当着法官和记者的面，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这跟某些顽抗到底的人，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保外就医期间，邱会作能领取每个月150元的生活补助，到了1985年，涨到了200元，在当时条件下，水平已经不低了。
邱会作晚年一直关心国家大事，支持改革开放，认为中国只有改革才能前进。
正因如此，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对他区别对待，不仅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而且还因为他认罪彻底。
1992年，组织上还给他分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和一辆小汽车，照顾他的生活。
邱会作和妻子后来有事到了北京住在儿子家。就在这时，却有人上门，说“张副主席有请”，请邱会作到国防大学去吃饭，喝茅台酒。
到了地方才知道，请客者是张震，大大出乎邱会作的意料。
新四军时期，张震是第4师的参谋长，邱会作是供给部政委，两人一起共事五年，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
解放战争时期，张震到了华野，邱会作到了东野，两人再无交集。
50年代张震担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院长，60年代张震在基层劳动，70年代复出后，担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那时候的邱会作，已经失去了人生自由。
1992年10月，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的张震，同时还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他依旧平易近人。专门在国防大学请邱会作吃饭，还带了一瓶茅台酒，并专门对在场的客人说：“我今天啊，是请我的老同学吃饭。”
乍听到“老同学”的称呼，邱会作还有点没反应过来。张震哈哈大笑着解释说：“在延安抗大，我们一个队，一个支部，老同学嘛。”邱会作这才恍然大悟。
两人不但是战友，同学，还是同龄人，都在1914年出生。时隔多年，两位战友的手又紧握在一起，端起杯中酒，一饮而尽。
虽然两人的地位有着霄壤之别，但张将军显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这场聚会才显得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