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著名画家史国良的画作《转经图》在拍卖会上创下了1173万的高价，刷新了其个人拍卖记录。

而回顾他的过往，发现这个人除了才华出众，经历也相当不简单。

天才画家，竟然曾经会选择抛弃家庭，出家为僧。

而在15年后，前妻找上门后，他又决定还俗，更是一幅画卖了天价，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3年，史国良站在北京第三师范大学的校门口，心中满怀憧憬。

在那个时代，绘画是少数人的高雅专属，但对史国良而言，绘画是一种直达内心的表达方式。

这里的一切，是他的新起点。

在课堂上，史国良是老师们最留意的学生，他总是坐在前排，目不转睛地注视黑板，生怕错过一丝一毫。

无论是画人体，还是山水，他一旦拿起画笔，便好似进入了一个无人能及的专注状态。

周围的同学常常好奇地看着他的画，那些在别人手中显得生硬、缺乏生气的线条，经过史国良的描绘，仿佛活了过来。

每到作业展示时，他的作品总是最受瞩目，即使再挑剔的老师也常会对他的细腻笔触赞叹不已。

这时的史国良，逐渐被老师和同学称作“天才”。

在旁人眼里，他有一双看透事物本质的眼睛，总能用最简单的线条捕捉到最复杂的情感。

然而，这并不是史国良天赋的极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绘画风格逐渐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这份独特的风格，吸引了当时几位国画名家的注意，包括国画大师黄胄和蒋兆和。

这些名师在绘画界声名赫赫，他们的肯定更是对史国良的巨大激励。

每次在他们的画室中，史国良都不顾时间地请教技巧。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每一个笔法、每一层墨色的奥秘，脑海里已充满对未来的无限构想。

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史国良的作品开始在艺术界展露锋芒。还在大学时，他的《月色》和《牧鸭》便入选了国家展览。

站在展馆一隅，他望着画框里自己的名字，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激动与成就感。

这是他站在公众面前被认可，心中仿佛燃起一簇新的火焰——他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

毕业在即，史国良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与其他同学不同，他没有被金钱或安稳的生活所束缚。

他想要自由，想要创作，而非每天机械地工作。

于是，他决定进入解放军艺术学校，成为一名绘画老师。

这时的史国良，还只是刚刚开始他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旅程。

1980年代的北京，文化艺术界正焕发着一股新生的活力。

此时，年纪轻轻的史国良已经在艺术圈内声名鹊起，步入北京画院工作的那一年，他年仅29岁，便已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世人眼中的史国良风光无限，他的画作不仅在国内受追捧，还跨越国界，在国际上掀起阵阵热潮。

当时的史国良无疑站在事业的巅峰。

媒体争相报道，同行们在私下里不止一次感叹：“这是属于他的时代。”

尽管表面上一切似乎顺风顺水，但史国良内心深处的波澜却鲜有人知。

他开始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和空虚，仿佛在光辉的艺术成就背后，有一面看不见的墙在逐渐压迫着他。

他的画风始终在传统与创新间徘徊，但无论怎样调整，他总觉得自己的作品缺乏某种灵魂深处的触动。

观众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画廊展柜内的奖牌和证书堆叠如山，但这些荣耀无法填补他内心的失落感。

在这样的情绪下，史国良萌生了前往国外寻找灵感的念头。

他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探索内心真正的艺术本源，这个决定遭到了妻子刘玉梅的犹豫与反对。

刘玉梅明白丈夫对艺术的执着，但她同样深知，这一步意味着家庭的巨大改变，甚至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两人多次谈话，意见分歧，气氛一度变得紧张。

然而，在看到史国良愈发深陷于抑郁中的神情后，刘玉梅最终选择了让步。

1989年，史国良卖掉了得奖作品《刻经》，将大部分所得留给妻子和母亲，然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的旅程。

温哥华，这座充满自然之美和多元文化的城市，初时给予了史国良新奇的刺激和创作的热情。

然而，他很快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初到异国他乡，文化差异、经济拮据和陌生的环境令他步履维艰。

他的第一场画展收入被合作的画商侵吞大半，命运仿佛在不断考验他，一次意外的车祸使他受伤，因语言不通无法及时接受治疗，伤势未愈反而落下了病根。

然而，艺术家的心总有一股力量，不让他被挫折完全击倒。

他开始频繁地参加当地的艺术活动，努力寻找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

朋友的介绍为他带来了一丝曙光，他得以结识温哥华艺术馆的馆长。

馆长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并为他安排了一场新的画展，这次机会，使得史国良终于让生活渐渐走上正轨。

尽管如此，这远非他追求的最终答案。

那一天，他偶然在街头遇到一位身穿袈裟、神情平和的僧人。

那人便是星云大师，一位在佛教界享有盛名的高僧，当史国良无意间与他交谈时，大师敏锐地察觉到他内心的动荡。

他未曾想过，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竟能看穿自己的迷惘。

那晚，他们促膝而谈，讨论佛法、人生、艺术，以及世间的真谛。

就在这次长谈之后，史国良对出家的想法愈发坚定。

然而，选择出家并非易事，这个决定在他和家人之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尤其是刘玉梅，当她得知丈夫的想法时，既震惊又痛苦。

她无法理解为何在共同渡过了那么多艰辛之后，史国良竟会选择离开。

在无数次的争执与痛苦中，刘玉梅再次选择尊重他的选择，但心中怀有一丝未灭的希望。

她抱着儿子站在寺庙的石阶上，看着史国良披上僧袍，泪水夺眶而出。

寺院的生活远不如史国良想象中的宁静，初时，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纯净与安详，每天在晨钟暮鼓中，礼佛诵经，似乎摆脱了世俗的烦恼。

然而，现实很快显露出复杂的一面，寺内规矩繁琐，各种仪式与礼节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向往自由的创作，然而僧侣的生活却要求他克制情感，奉行平淡如水的戒律。

尤为困难的是，他的绘画风格也受到限制，这样的冲突让他感到压抑和矛盾。

最终，史国良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选择成为一名“画僧”，在寺院与俗世之间寻找平衡。他离开了最初的寺庙，走出庙门，亲身去感受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

史国良在这段旅途中逐渐明白，出家并不是彻底抛弃世俗，而是一次探索心灵的旅程。

2010年，史国良与往常一样，清晨在柏林禅寺的院落中缓步行走，手持念珠，低头默念经文。

就在这时，一封从海外寄来的信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

这封信来自久别多年的妻子刘玉梅，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多年未见的沉重。

她在信中提到，他们的儿子慢慢长大，但正处于叛逆期，让她感到太无力也太艰难。

“儿子需要你。”

信纸上这几个字深深刺痛了史国良的内心。

十五年来，刘玉梅独自抚养儿子，从未向他诉过苦，甚至对他出家的事绝口不提。

而如今，她选择告诉他这些，说明这些年来的孤独和疲惫已积累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史国良心中一阵酸楚，回想起自己离家多年，未曾尽过父亲的责任，甚至连儿子的模样都渐渐模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每天都会静坐于佛堂前，望着庭院中的古树出神，虽然在佛门清修多年，史国良始终无法割舍对亲人的情感。

这些年他以为自己超然物外，但刘玉梅的来信让他意识到，无论如何，自己依然牵挂着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几个人。

一段时间后，史国良终于决定返家看望妻子和儿子。

这个决定对于一个出家多年的僧人来说并不容易，再次见到刘玉梅和儿子时，史国良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

刘玉梅的脸上添了些许岁月的痕迹，而站在她身旁的儿子，已是一个高挑瘦削的青年。

面对这个逐渐成年的孩子，史国良心里五味杂陈。

他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儿子的童年，错过了陪伴在他身边的无数时光，留下的只有一段遥远的记忆。

这一年，史国良在心底开始萌生还俗的念头。

在几次与刘玉梅的长谈中，她毫不掩饰对往昔家庭生活的怀念，也直言道：“我和儿子都需要你。”

2010年，史国良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还俗，回归家人身边。

他带着满腔的歉意与感激，重新踏入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庭。

回到俗世后，史国良再度投入绘画创作。他的作品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但这一次，作品中多了几分沉稳与厚重，少了几分浮华。

他的《转经图》在拍卖会上拍出1173万元的高价，一举刷新个人拍卖记录，轰动了画坛。

从此，史国良以崭新的姿态面对人生，他不再仅仅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他举办讲座、参与公益，用艺术启迪年轻一代，将自己的艺术理解和人生哲理传递出去。

至此，他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真正平衡，人生如圆，历经沉浮，最终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