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毛主席在武汉曾有过一次非常惊险的经历。
有一天，毛主席提出要去武汉访问，并且顺便去游长江。
于是周总理和其他人马上安排行程事项，同时还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带上了。
本以为万无一失，怎料在东湖宾馆遇到大群百姓冲了进来，目标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谢富治。
为避免危险杨成武马上安排飞机转移毛主席，但空军不认识他不放行，最后将毛主席搬出来才解决了问题，还好有惊无险。
一、特殊的“南巡”
1967年7月13日，毛主席在会议中了解到武汉出了一些问题，于是决定亲自到武汉去看一看。
此事立即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当时地方上比较混乱，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斗争，他们非常担心毛主席的安全问题。
但毛主席对此却并不在意，他还幽默地告诉大家，武汉的水好，所以他要去那里游泳。
有人说，主席要游泳不一定非要去武汉，北京的十三陵、密云水库也可以嘛。
毛泽东说；“我要去武汉，那里的水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去武汉。”
毛泽东有个特点，就是他认定了的事情，谁也不可能改变，大到党和国家的决策，小到他的衣食住行。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不过毛主席也还是考虑到大家的顾虑，思索片刻后，他做出了一个安排，他把脸转向在座的中华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满怀信心地说：“没有关系的，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这场会议结束三小时后准备出发出发，周总理立即找到杨成武，他叮嘱杨成武要做好两件事：第一，一定要全程保护好毛主席的安全；第二，要充当一个联络员的角色，做好毛主席与中央之间联络员的角色。
对杨成武交待完这些事情后，周总理依旧不放心，他想来想去，决定提前在武汉方面安排好专用飞机以及舰艇，以备不时之需。
就这样，杨成武陪同毛主席开始了这场特殊的“南巡”。
其实毛主席对武汉并不陌生甚至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武汉可以说是毛泽东成为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摇篮。
1927年著名的“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与妻儿在武昌都府堤41号度过了一段家庭团聚的时光，并在此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在武昌同仁医院（今武汉三医院）出生。
这段时光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母子最后团聚的日子，也是毛泽东骨肉离散的地方。
在此前一年，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前往武汉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留下了生活和工作的足迹。
在文化上，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湖北相邻，两地同属楚文化，毛泽东对武汉的风俗文化非常亲切。
毛泽东尤其喜爱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并曾为其赋诗《七绝·屈原》。
毛主席游泳也和武汉有密切关系，他少年时曾到湘江游泳，后来在1956年首次在武汉横渡长江，此后在武汉先后17次畅游长江。
武汉每年都会组织渡江节，成为全国群众性游泳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数十次视察湖北，对武汉东湖更是情有独钟。
从1953年2月至1974年10月，毛主席先后48次到东湖，最长的一次住了178天，累计居住时间仅次于北京。
二、有惊无险
由于当时是特殊时期，杨城武的保卫工作也安排的比平时更加严密。基本上从海陆空三个方位都安排了安保措施。
首先杨成武提前做好准备，在毛主席抵达前戒严车站，确保了车站的安全和秩序。
其次，在毛主席乘坐的火车车列安排前驱、主车、后卫3列火车，空中则调来了4架飞机，至于水上则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额外还准备了几艘快艇。
在1967年7月14日夜间，毛主席一行正式抵达了武汉。
在杨成武的保护下，毛主席简单查看了车站周围的环境。随后毛主席就在大家的护送下，前往此行的主要目的地“东湖宾馆”。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谢富治等人已经等候多时，毛主席见到他们也很高兴，与他们谈起了武汉当前发生的状况。
起初会谈都非常顺利，毛主席通过他们了解到了武汉等地的具体形势，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毛主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周总理及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百花二号”。
因为当晚东湖宾馆部分停电，据说是电路检修，房间里没有空调，十分闷热。
谢富治王力等认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工作人员深夜步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
消息迅速传开，武汉群众认为中央派人来了，于是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各学校及大街小巷用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
谢富治、王力回来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周总理，询问怎么向群众说明。
周总理听说消息已经传出无法撤回，好在毛主席到来的消息没有传出去，于是转念一想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于是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代表团人员非特殊情况不得随意走动，谢、王之后在公共场合就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但是这二人却违反了周恩来的指示，他们四处活动，并在宣讲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因此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
几天后，王力和谢富治又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
于是当造反派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时，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力、谢富治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
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
还有一些人冲入东湖宾馆，目标是冲着谢富治等人来的。
由于毛主席的行踪对外保密，社会并不知道毛主席也在东湖宾馆。
在得知情况后，为避免发生意外状况，杨成武等人急忙做好部署，由于事发突然他们请求毛主席搭乘飞机转移。
在历史上毛主席搭乘飞机的数量仅有两次，第一次是1956年6月，毛主席在乘坐飞机回北京的时候遭遇了雷暴天气，这件事引起了中央的震动，飞行员采取特殊措施躲过了这场灾难，之后便要求毛主席不能再乘坐飞机。
但是当代总长杨成武去空军机场调飞机时，机场执勤人员却不给他调，空军机场的干部和战士因为未得到武汉空军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拒绝移动飞机舷梯，不让飞机起飞。
一位战士强硬表示，只有接到当时武汉空军司令傅传作的命令才能起飞。
杨成武作为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面对这种情况，他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强调调这架飞机就是他命令下达的。
但空军的干部和战士似乎并不认识杨成武，或者不认可他的身份，因此没有立即执行命令。
直到杨成武提到毛主席要乘坐这架飞机，并且战士们看到毛主席到来才终于相信了他的话，同意放行。
毛主席终于在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后，答应乘坐飞机离开武汉直飞上海。
这同样是在杨成武的保护下进行的，他们采取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从武汉来到上海。
不过在飞机上毛主席的情绪不是很好，他上次坐飞机还是在十年前，在飞机上没有看书也没有吃东西，仅仅只喝了一杯水。
在一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的专机终于到达了上海虹桥机场，毛泽东的心情好了很多，眉头舒展了。
下飞机后，他高兴地对接机人员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坐飞机？还是坐飞机好。”
1967年7月21日，这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坐飞机。
信息来源:
[1]谢富治：从开国上将到反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军史人物：杨成武在总参谋部工作和战斗的日子.人民网
[3]毛主席为何钟情湖北？偏爱东湖？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