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1年2月，北京城郊的荒地上，一群士兵挥动铁锹，掘开了一座豪华陵墓的封土，棺椁中的尸骨被拖出，当众鞭笞，随后头颅被砍下示众。
这一幕的“主角”，是清朝开国功臣多尔衮；而下令执行这场羞辱性刑罚的，竟是此前对他极尽哀荣的顺治帝。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以“僭越逆谋”之名，褫夺多尔衮“成宗义皇帝”尊号，抄没家产，甚至将其养子多尔博（多尔衮嗣子）贬为庶人。
这一极端手段，彻底撕碎了清廷表面的君臣和谐，也揭开了一段权力暗战的隐秘历史。
顺治帝为何如此痛恨多尔衮？幼帝傀儡
顺治帝年仅6岁便登上皇位，这本该是荣耀加身的开端，却不想从此陷入了权力的漩涡，开启了漫长的傀儡生涯。
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迅速将朝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朝堂之上，官员们汇报事务、商议决策，皆是围绕着多尔衮进行。
多尔衮行事独断专行，完全无视年幼的顺治帝，他甚至以“皇帝信符皆存我府”为由，私自将玉玺置于自己的私宅，这一行为，无疑是将皇帝的权威踩在脚下。
据《清史稿·多尔衮传》记载，这一情况属实，而顺治帝在晚年曾无奈自述：“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顺治朝起居注》）。
从这句话中，能深切感受到顺治当时的无奈与憋屈，他虽贵为皇帝，却只能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多尔衮掌控一切，自己对于国家大事毫无参与权。
日常里，顺治帝只能在宫中，按照既定的礼仪进行祭祀等活动，而对于真正关乎国家走向的事务，他一无所知，只能在孤独与无助中，看着多尔衮的权力日益膨胀，自己却毫无办法。
母子疑云
野史之中，一直流传着多尔衮与孝庄太后存在私情的传闻，尽管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但多尔衮在后宫及皇室相关事务上的种种举动，却不得不让人产生诸多猜测。
多尔衮为了强化对皇室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他强娶豪格遗孀，豪格作为皇太极的长子，其遗孀身份尊贵，多尔衮此举无疑是对皇室尊严的一种践踏。
同时，他还纳蒙古公主为侧福晋，通过这些联姻行为，不断扩充自己在皇室中的势力范围，这些举动，在旁人眼中，都可视为对皇权的公然挑衅。
在宫廷这个权力交织的舞台上，孝庄太后虽身处后宫，却心系着顺治帝的皇位，面对多尔衮的步步紧逼，她或许有着自己的无奈与考量。
而顺治帝，在听闻这些传闻与看到多尔衮的行为后，心中对多尔衮的恨意想必日益加深，他看着多尔衮在皇室中肆意妄为，自己和母亲似乎都被多尔衮的阴影笼罩，却无力反抗。
这种屈辱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顺治帝心中不断发酵，成为他日后对多尔衮进行清算的重要原因之一。
“皇父”僭越
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这一称呼的改变，不仅仅是名号上的变化，更是对君臣之界的公然逾越。
据朝鲜使臣记录：“（多尔衮）仪仗、宫室皆与帝同。”
这意味着多尔衮在诸多方面，都享受着与皇帝同等的待遇，他出行的仪仗规模宏大，丝毫不逊色于皇帝；居住的宫室，也修建得与皇帝的宫殿相似。
这种明目张胆的僭越行为，让逐渐成年、开始有了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顺治帝如芒在背，随着年龄的增长，顺治帝对皇权的认知越发清晰，他深知多尔衮的这些行为是对自己皇权的严重侵犯。
在朝堂之上，官员们对多尔衮的尊崇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尊敬，这让顺治帝心中充满了愤懑，他看着多尔衮在众人面前以“皇父摄政王”的身份发号施令，而自己却仿佛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
这种权力被架空、尊严被践踏的感觉，时刻折磨着顺治帝，他心中的怒火便燃烧得更旺，也更加坚定了他夺回皇权、清算多尔衮的决心。
多尔衮是开国元勋还是跋扈权臣？战功赫赫
1644年，对于清朝而言，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多尔衮率领清军顺利入关，一路势如破竹，成功定都北京。
这一决策，为清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入关之后，多尔衮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其中“剃发易服”和“圈地令”尤为突出。
“剃发易服”政策，旨在通过改变汉族人民的发型和服饰，来强化清朝的统治权威，虽然这一政策在推行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抵抗，但从长远来看，它对清朝的文化融合与统治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圈地令”则是将大量土地圈占给八旗子弟，以
此来保障满族贵族的利益，同时也促进了清朝初期的经济发展。
多尔衮在军事指挥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善于调配兵力，制定战略战术，带领清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胜。
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巩固自己在清朝政权中的核心地位，成为了入关定鼎的核心统帅，然而，这些战功的背后，也隐藏着多尔衮对权力的极度渴望。
专权跋扈
多尔衮在凭借战功巩固权力的同时，其专权跋扈的一面也逐渐显露无遗，他为了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对异己势力展开了残酷的打压。
皇太极长子豪格，作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自然成为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多尔衮找借口处死了豪格，彻底清除了这一潜在威胁。
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所统领的两白旗势力，逐步渗透至八旗的核心地带，在朝堂之上，凡是不顺从他的官员，都会遭到排挤或迫害，他的党羽遍布朝廷各个角落，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
多尔衮独断专行，在处理政务时，完全不顾及其他大臣的意见，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将六部事务直接划归自己管辖，要求六部官员直接向自己汇报工作，使得皇帝的权力被极大地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顺治帝如同被囚禁在权力牢笼中的困兽，而多尔衮则成为了这个牢笼的掌控者，肆意行使着远超臣子的权力。
制度架空
多尔衮为了进一步架空皇权，精心设立了“摄政王谕”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诏书无需经过皇帝用印即可生效，这就意味着皇帝失去了对诏书的最终决定权。
以往，诏书的颁布需要皇帝的玉玺盖章，这是皇权的重要体现，而如今多尔衮却通过这一制度，将皇帝的这一权力剥夺。
六部作为朝廷的核心行政机构，本应向皇帝负责，然而多尔衮却要求六部事务直接向自己汇报，这样一来，顺治帝在朝廷政务的处理上，彻底沦为了一个“盖章工具”。
正如学者孟森在《清史讲义》中所言：“多尔衮之视福临，实如刘裕之视晋恭帝。”
将多尔衮对顺治帝的态度，比作刘裕对晋恭帝，形象地揭示了多尔衮对皇权的深度侵蚀，顺治帝虽坐在皇位之上，却无法行使皇帝应有的权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多尔衮以各种手段将皇权架空，自己在权力的舞台上逐渐被边缘化。
顺治帝清算后的影响有哪些？皇权重新凝聚
多尔衮去世后，顺治帝迅速展开行动，对多尔衮的党羽进行了严厉打击，他下令处死了刚林、祁充格等多尔衮的重臣，以此来震慑那些曾经依附于多尔衮的势力。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顺治帝成功收归了批红权，批红权是皇帝对奏章进行批示的重要权力，此前被多尔衮掌控，如今回到顺治帝手中，使得他能够直接参与朝廷政务的决策。
同时，顺治帝还夺回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主导权，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清朝初期权力极大，多尔衮在世时，利用这一会议巩固自己的权力，而顺治帝亲政后，通过清算多尔衮党羽，重新掌控了这个重要的权力机构，终结了“摄政王—议政会议”双头政治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顺治帝逐步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将分散的皇权重新凝聚起来，他开始亲自处理朝政，选拔忠诚于自己的官员，逐步构建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体系。
政治路线调整
顺治帝亲政后，对政治路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他摒弃了多尔衮推行的“满人优先”政策，认识到要实现清朝的长治久安，必须团结汉族势力。
于是，他大力重用范文程、洪承畴等汉臣，范文程智谋过人，为清朝的建立和发展出谋划策；洪承畴则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顺治帝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让他们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
顺治帝曾直言：“历代贤君，莫如明太祖……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清世祖实录》），表明他对明朝治理经验的认可，希望借鉴明朝的一些制度来完善清朝的统治。
在他的推动下，满汉官员在朝堂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共治的局面，汉族官员的地位得到提升，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朝廷决策中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满汉共治的探索，为清朝的政治稳定和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心理阴影与执政风格
顺治帝少年时期长期处于多尔衮的压抑之下，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亲政之后，这种阴影对他的执政风格产生了显著影响。
他展现出强烈的集权倾向，试图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以避免再次出现像多尔衮那样架空皇权的情况，为了强化内廷控制，他设立了十三衙门，让这些机构直接对自己负责，加强对宫廷事务和朝廷官员的监督。
同时，他多次申斥满臣“恃功骄纵”，对那些在朝中居功自傲的大臣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和打压，他深知权力一旦分散，就可能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因此时刻警惕着身边的大臣。
每一次看到大臣们稍有不臣之举，他就会想起多尔衮曾经的跋扈，心中的恐惧和愤怒便会涌上心头。
顺治帝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杜绝第二个“多尔衮”的出现，确保自己的皇权稳固，让清朝的统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
总结顺治对多尔衮的极端清算，既是对个人屈辱的宣泄，更是皇权重塑的必然选择，从“叔父摄政王”到鞭尸罪人，多尔衮的命运折射出权力更迭的残酷性：功臣一旦越界，便是死敌。
而顺治通过这场清算，不仅赢得了亲政的舞台，也为康熙时代的中央集权埋下伏笔。
历史总是充满诡异——百余年后，乾隆帝为多尔衮平反，称其“定国开基，厥功最著”，但这一切，早已与1651年那个被鞭笞的亡灵无关，权力的游戏从未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