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因病逝世。小平同志于10月21日写下了《悼伯承》一文：

“1958年反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932年著名的宁都会议上，主席被无端指责为“执行右倾纯粹防御路线”的典型代表，会议还给主席扣上了诸如：“消极执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不尊重中央领导”、“不执行中央决议”等等“罪名”。

会上以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

以“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再到前方”为由，撤销了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并完全将其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层。

时值刘伯承刚到苏区，出于对苏区情况的不了解，也就随着多数人的意见，举手投了赞成票。

那时的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学成归来，脑子里全是从苏联学到的大兵团、大纵深的进攻或是防衘战略，思想上确实有些不太习惯红4军的“游击主义和游击习气……”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为此，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受中央指派，在瑞金的党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批驳红4军“游击主义”的文章。

多年后，主席回忆道——

“那是一段灰暗的时光，无事可做，门可罗雀。只有两个人来看过我，一个是陈毅，一个是林彪。”

当时的刘伯承素有“党内孙武”之称，但彭德怀对其执行李德、博古那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作战方针，颇为不满。

特别是在1933年2月12日的南丰战役中，红三军团硬着头皮攻打南丰城，致使部队遭受重创，彭德怀怒斥：

“正规战？主动出击？再要这样瞎参谋，乱指挥，红军的老底就要赔光了！”

彭德怀把李德、博古的一系列军事战略错误给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发泄在了刘伯承的身上。

关于这段历史，刘伯承后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做出了检讨：

“宁都会议上，我犯过一次严重错误。由于我单纯从军事观点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援作用。”

转眼到了抗战时期，原先的下级变成上级，彭德怀成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原先的上级却变成了下级，刘伯承成了129师师长。

巧合的是，历史再一次在这二人间重演，不同的是，这次下达命令的是彭德怀，执行命令的变做了刘伯承。

1940年10月25日，日军冈崎大队600余人突袭山西省黎城县东南的黄崖洞八路军兵工厂。彭德怀从麻田调大部队接应，经过三天两夜激战，冈崎大队在我军打击下，狼狈窜逃回关家垴据点。

10月29日晚上，彭德怀下达命令：

“129师所有部队30日晨4时对关家垴发动总攻击，坚决消灭冈崎大队，一个日本鬼子也不能叫他跑掉！谁放走敌人，以军法论处!”

关家垴战斗，面对占据有利地形，把50孔窑洞连为一体，据险死守的日军冈崎大队500多人顽强抵抗，刘伯承集3个旅又2个团激击一天一夜，硬是没有拿下来。

129师的部队整营整营的攻上去，却只有几十个活着退下来……

刘伯承不得不在电话里请求彭德怀：

“我的彭老总啊，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呀！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下去！”

彭德怀在电话中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拿不下关家垴，我就撤了129师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最终，刘伯承红着眼腈与敌人血战两昼夜，在日军援兵已迫近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出战斗。

时任129师386旅旅长的陈赓，后来回忆道：

“关家垴一战，我军伤亡2000余人，其中阵亡1000多人，仅毙伤日军200余名。师长刘伯承撤退命令一下，就瘫坐椅上，被担架抬着退出战场……”

彭德怀后来也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关家垴战斗是自己戎马一生的四大败仗之一，其他三次是赣州战役、西府战役和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

时间很快来到了1944年，那是延安整风时期。4月30日，刘伯承代表129师做报告时，就事论事说到了关家垴战斗中的种种得失……

不料，此番旧事重提，引起了延安对“百团大战”得失利弊的大讨论。特别是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对“百团大战”普遍的看法是：

“过早的暴露了八路军的真实实力，从而引发了日军的疯狂大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此，针对“百团大战的得失利弊”，以及“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此展开。

这场批评与自我批评，整整持续了40余天。

就连刘伯承自己都没有想到，本来就事论事，仅仅针对关家垴战斗的总结发言，竟然会引出这么大的一场风波！

可想而知，曾经3个半月里，指挥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20645人的“百团大战”，如此辉煌的战绩，现在却被拿出来“诟病”，经历了40余天批评的彭德怀，心中是如何的委屈……

时间转眼到了1949年，11月1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率第二野战军从湖南、四川交界地区向西挺进，西南战役由此开始。

至1949年12月27日，第二野战军攻克四川省会成都，历经57天的西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敌军90余万。

第二野战军高奏凯歌一路打到了大西南后，刘伯承在担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仅仅一年后，即向中央建议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并主动辞去西南局的一切职务，一心一意地投身到学院的建设和教学中去。

对于刘伯承来说，创办军校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梦想。在他看来，治军先办校。

刘伯承元帅是建国后唯一的一位，主动辞去军政职务，主动交出兵权的一方大员。

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胸怀宽广，坦荡无私的革命情怀。

刘伯承被称为“军神”，不仅作战经验丰富，而且军事理论更丰富。早在红军时期，他就长期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他担任129师随营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又担任二野军事政治大学校长等职。

在创办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亲自授课，并多次率领学员奔赴解放战争中的著名战役遗址，实地查堪，进行战略复盘，以检讨当年两军对阵时的战役指挥得失。

1955年全军授衔时，被授予少将级以上军衔的开国将领中，一半以上都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过，都曾是刘伯承院长的学生。

1956年4月，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5个文件的通知，并对克服我们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党八股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刘伯承元帅担任院长的解放军军事学院也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

实事求是地说，刘伯承元帅绝对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身为一位深谙兵法的军事家，他曾多次旗帜鲜明对教条主义提出过自己的批评，他曾在全院大会上讲道：

“同样的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的就不是；庞涓的是，孙膑的就不是。同样是读马克思，王明的就是教条主义，主席的就不是。”

当然，在中央反对教条主义的大背景下，刘伯承也主动挺身担当：

“军事学院肯定也存在一些教条主义，那也是我这个院长该承担的责任”。

1956年8月，刘伯承院长因身体原因离开军事学院赴上海治疗，并向中央递交了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报告。离任前，刘伯承推荐陈伯钧任代理院长，钟期光为代理政治委员。

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派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工作组完成检查后，回京呈报给国防部的检查结论认为：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军事学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训练方针、内容、方法以及教材、教学方面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

不久，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带队赴军事学院蹲点，进行实地调研。

就此，军事学院成为了全军的反面案例，国防部经过调研后将材料整理，最终将这份结论呈报中央，结论中这样讲道：

“军事学院，在教学中存在很大缺点，教条主义严重，与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学院党委对这些问题犹豫、徘徊，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

军事学院没把我们自己的军事著作当成基本教材，只当成了参考材料。不讲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却专讲“十大打击”。提起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本国的东西却被看成黄土……”

为此，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被推到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风口浪尖上，被批判为：

“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

1958年春，随着八届二次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军队中的反教条主义又被推向了一个高潮，军队反教条运动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仍在外地疗养的刘伯承被召回北京出席会议。本就患有青光眼，且眼压高达73度的刘伯承，一边住院治疗，一边还得准备检讨材料。

此情此景，令一向耿直仗义的陈毅元帅愤愤不平，陈毅到医院看望刘伯承的时候说道：

“你写啥子检讨！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够了！”

7月10日，刘伯承带病出席了在怀仁堂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做出了自己的检讨。

那一天，怀仁堂里座无虚席，刘伯承刚站到讲台上，台下就响起了长达一分多钟的热烈掌声，不少人目中噙泪，为这位66岁的长者致以崇敬和理解。

1986 年10 月7日，刘伯承元帅因病逝世。

1986年，10月16日，刘伯承元帅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小平同志亲自主持。

在京党政军各界三千多人参加，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1986年10月21日，小平同志写下了《悼伯承》一文——

“1958年反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