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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篇文章的内容，我只罗列和教员相关的史料、讲话、文章，不涉及任何个人分析，所以篇幅不会很长，点到为止，希望大家能理解。近现代的城乡关系，总体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前，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社会生态是城市富农村穷、城市为主农村为辅、东部城乡碾压西部城乡。在这种社会生态下，上海的十里洋场和陕甘宁的偏僻农村，几乎是天上地下的两个世界。于是，教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

因为在农业经济时期，农村虽然穷，但农村有土地、粮食、人口、兵员以及各类物资，属于社会生态上游的生产单位。城市虽然富，但一切生活物资都需要从农村采购，所以城市是社会生态下游的消费单位。革命的重心下沉到农村，相当于釜底抽薪。

一旦教员把农村整合起来，城市便失去粮食、物资、劳动力的供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大海中的孤岛似的，随时会被四万万人民形成的磅礴伟力冲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说起来千头万绪，核心逻辑，其实就这么几句话。

革命重心从农村到城市，有一个转移的过程。早在1944年8月，教员给博古的信中就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1949年3月，教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这两件事，标志着教员和中央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思路逐渐成熟。1949年后，即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的社会生态便向农村支持城市、城市反哺农村、最终形成城乡共同富裕的方向转变，努力构建新时代的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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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落后国家，不能和欧美国家一样，靠剥削殖民地来获取原始积累，也不能和德日一样，靠侵略周边国家壮大实力。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从农业国升级为工业国，只能和苏联一样，向农村索要资金和原材料。这个道理，教员是明白的。

于是在半个月后，教员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重申：“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教员又提出“大仁政”和“小仁政”的理论——重点发展工业，将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是大仁政，单纯照顾农民利益是小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是帮了美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制定了较高的农业税，用来抽取农村的资金，1958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更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是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这个税率，介于六税一和七税一之间，远远高于古代封建社会的十税一，可以说是相当重了。

除了农业税以外，统购统销、低价收粮高价售工业品等方式，也成为城乡剪刀差的组成方式。据有关专家统计，剪刀差造成的农业积累，1950—1957年是475亿元，1959—1978年是4075亿元。这部分资金，便是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农村支持城市的重要途经。

虽然中国工业化是以城市为主、以重工业为主，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农村、放弃农业和轻工业。1956年4月，教员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第一段就提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的提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的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的发展重工业。”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论十大关系》的第四段——“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教员把苏联拉出来批判一番，并进一步阐明了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的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同年的一次会议上，教员又一次指出：“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剪刀差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的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

总的来说，教员要从农村抽取资金支持城市工业，但非常关心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不愿意涸泽而渔。因为在教员执政的时代，中国大部分时间被美、苏两大阵营封锁，出口无法做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只有城乡内循环才能盘活中国经济。而要打通工业经济的内循环，城市的定位就是社会生态上游的生产单位，农村的定位是社会生态下游的消费单位。

这就意味着，农村做为消费单位，必须有钱、有积蓄、有消费能力，才能为经济内循环托底。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鼓励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不仅可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又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培植农村的消费能力，最后还能强化国家向农村抽取资金的能力。

教员曾给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贯穿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现在他对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城市和农村的观点，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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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本人就经历了“城乡如何发展”的思索过程。1945年4月，教员在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土地问题”一节就提到两点——“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这样的表述，说明教员在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仍然把吸引农民进入城市，视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方向。但在1958年1月，教员的方向变了。

经过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已经有了一定的重工业基础，有能力向农村输出生产资料，反哺农村了。于是他在“南宁会议”上说，要让地方工业超过农业产值。随后，国家经济委员会根据教员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

再过两年，教员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重申：“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合办。”按照这几项意见的要求，大量的小型轻工厂，在各地的人民公社冒出来。这样一来，农民不需进入城市，可以就地转化为工人，农村不需流失劳动力，可以就地城镇化，农村的原材料不需流向城市，可以就地转化为初级工业品，最终形成“一个大城市带动数个小城市、一个小城市带动数个小城镇”的多元局面。

在教员的心目中，打破城乡的贫富差异，在此一举。因为农民缺少原始资本积累，无力单独购买工业品更无力开办工厂，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依赖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集体经济。所以教员极力反对分田单干，坚持要把农村集体经济、农村工业、城镇化进行到底。他的原话是——“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而为了夯实农村的社会生态，教员又做了另外两项工作。其一是发布《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号召卫生部和医疗单位，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遍布农村的数百万赤脚医生，应运而生，农民得到了最基本的医疗条件。其二是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论联合政府》提出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完成知识分子劳动化，并帮助劳动人民知识化。

在教员的号召下，近千万知识分子下乡、支边，给农村送去城市的技术和知识，城乡的文化差异急剧缩小。就这样到了1976年，中国城乡的贫富差异，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已经达到中国有史以来最均衡的状态，和1949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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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努力，教员确实做到了，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缩小城乡贫富差异，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城市工业化了，农村工业化了，人民有钱消费了，国家财政自然好转了。所谓藏富于民，大抵如此吧。

要完成这些工作，能力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以公平公正的态度，把所有人的利益都考虑在内，然后颁布惠及所有人的政策，即便有所取舍，也要做出补偿。如果出发点是“惠及哪些人、牺牲哪些人”的话，是不可能完成如此伟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