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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东西，制定任何一项政策时，都必须考虑人性中的阴暗面，如果对人性中自私成份视而不见，则政策的初衷常常不能实现。
但是如果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政策的制定本身就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性中的恶为前提，那么遭到反噬就不可避免了。
皇帝，这个站在中国古代王朝时期权力之巅的人，他所要面对的一场永无止境的人性之战，在这样的战争中，不败，即是胜利。
精准打击今天要讲的依旧是《史记平准书》中介绍的武帝的又一项搞钱大招，这个大招由两个政令组成，他们便是大名鼎鼎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这两项政策在后世的名声很大，当然了更多是恶名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很模糊，甚至对于“算缗令”和“告缗令”字面含义的理解都有很大问题。
“缗”与“民”同音，所以很多人认为“缗”就是“民”的古代写法，于是便会产生如下推导：这两个令与“民”有关，又都不是什么好政令，那么“算缗令”的意思应该就是让百姓间相互算计，而“告缗令”就是让百姓们相互告发。
是这样吗？完全不是。
这里的“缗”与代表百姓的“民”毫无关系，“缗”是古代一种货币的计量单位，1000钱为一“缗”。
“算缗令”中的算，也不是算计的意思，“算”也是一种计量单位，120钱为一“算”。
“告缗令”中的“告”倒是与大家理解的意思相似，有举报、揭发的含义。
“算缗令”与“告缗令”是一套组合拳，或许说“告缗令”的出现是为了弥补“算缗令”的漏洞，而“算缗”、“告缗”两项政策的命运大体一样，这两项以“搞钱”为目的被制造出来的政策在最初都确实起到了帮助汉武帝弄到钱的目的，但后来，这两项政策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失控，二者相比，“算缗令”的影响更持久，而“告缗令”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剧烈，我们一个一个看。
找有钱人要钱先说“算缗令”，其本质上是一种按照财产收税的方式。
之前的文章已经提到过，武帝时期外部的主要矛盾是汉与匈奴之间的长期战争，内部的主要矛盾则是已经崛起的地主豪强群体对皇权的威胁，内外两项矛盾决定了汉武帝搞钱时的方向选择。
一方面，打击匈奴需要钱，而且是很多很多的钱。
另一方面，当时的汉帝国内部的土地兼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普通农民手里没钱，地主豪强手中有钱，而且是很多很多的钱。
而地主豪强们叫板中央所依仗的也正是他们手中的财产（土地、货币、人口等）。
于是，武帝搞钱的最理想状态就呼之欲出了：只搞有钱人的钱。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廷颁布“”算缗令，对富商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
商人群体由于利润高，财产多，税率也高，是2000钱抽取一“算”的税，一算既120钱，算下来税率是6%。
手工业者由于利润低，财产少，每4000钱收取一“算”的税，税率是3%。
随后汉武帝发现如此征税漏掉了最应该打击的对象：地方地主豪强，有些豪强不经商，就“老老实实”兼并土地，如果是这样“算缗令”对于他们的打击力度就有限，于是又加入了对有形资产进行征税的法令：
被用作计算财产的工具是车和船，汉武帝规定：拥有一辆车得缴纳一算（120钱）的税，商人“特殊照顾”，一辆车收两算钱（240钱）。
有船五丈以上者，收一算钱。
“算缗令”打击面非常具体，就是冲着你们有钱人去的，谁有钱谁就多缴税，这很合理，不但符合武帝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也符合大汉的百姓和大汉帝国整体的利益，但是呀但是，还是得强调一点：正常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因为现实中，这项政策它就不容易正常。
权力寻租关于权力，有一个著名的论调：权力讨厌真空，这句话可以换一个说法：所有的模糊地带都有权力寻租的空间。
算缗令的漏洞就在于此。
武帝制定政策时想得挺好，钱多的人多缴税，既能充盈国库，又能间接达到打击地方巨富豪强的目的，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但问题就出在了财产的计算上，在金融、会计体系尚不发达的汉代，真实准确地计算财产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很多东西的价格是随着市场行情剧烈波动的，很难说清它到底值多少钱。
征税的希望把价格估高点，这样就能多征税，被征税的希望把价格估低点，这样就能少缴税。
当双方有分歧时谁来界定谁对谁错，只能是权力来，换句话说，征税的官员说你的财物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
一般来说，估计财产价格又高估或低估两种倾向，对吧，但是如果一切按正常运行，其实只有一种：高估。
这不难理解，因为高估符合官府利益，无论嘴上怎么说要合理公正估价，到实际执行时就是谁能估价估得高，税收得多谁有本事，轮到奖励升迁时，不会是谁税收的公平谁优先，只会是谁税得多谁优先，这是利益结构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然，有没有办法让负责估价的官员们估得低一些呢？也不是没有，权力讨厌真空嘛，它有寻租的冲动嘛，只要把“租”交了，官员们就会按照需求估计一个更加“合理”的价格。
权力利用财产价格上的模糊空间进行寻租毕竟是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避免因为事情败露而引起的风险，于是负责估计的官员和交税的商人们就会结成一种攻守同盟，官商勾结开始大规模涌现。
汉武帝颁布算缗令的本意是要打击富可敌国的地主豪强，但算缗令的演化方向却是官员和富商在财产估计这个模糊地带上形成一种利益同盟，财富和权力开始加速合流。
劣币驱逐良币财富、权力无论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都是核心资源，皇帝与各地方势力之争说到底是核心资源之争。
在以农业为绝对主业的汉代，权力所带来的能量还是能稳稳压制财富的，汉武帝因为富商豪强们掌握财富这一核心资源而感到不安，但算缗令在从财富维度上打击富商豪强的同时也加快了官商合流，这些合流后的官商同盟掌握着更多能量，威胁更大，而且这样的同盟一旦形成，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
逻辑是这样的，在官员征收财产税时，没有与官员勾结的商人们只能任征税官员盘剥，征很高的税，而与官员勾结的商人们需要缴纳的税赋却很少，久而久之，这些没有“后台”的商人只能出局，而相互勾结的官商同盟能够获得的利益却越来越多。
对于汉武帝来说，没有后台的富人掌握的核心资源只有财富一种，威胁相对较小，而有后台的富人官僚集团们，他们既拥有财富又拥有权力，他们才是武帝最需要警惕的人。
算缗令的本意是打击强大的，扶助弱小的，结果却变成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劣币驱逐良币下，算缗令已经与初衷背道而驰，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你认为算缗令造成的官商勾结只是商人群体内部的相互倾轧，以农民为主的普通百姓不会受到影响，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成本传导算缗令中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车船税，汉武帝颁布车船税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财产难以估价的问题，按照汉武帝的预想，一户人家有多少车，有多少船是可以大致反应这户人家的实际财富水平的，这样一来，权力的寻租空间就小了。
理论上确实如此，但是一方面，如果车船是计算财产的主要手段，那么人们就会想尽办法隐藏自己手中的车船数量。
17世纪时，法国曾面向国民征收窗户税，既你的房子有多少个窗户征多少税，于是“聪明”的法国人民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减少房屋窗户的数量，有些穷人的房子甚至不要窗户。
当然隐藏财产还不是商人们挽回损失的唯一手段，想要获得更多的钱得开源节流，隐藏财产属于节流，商人们还可以开源。
开源的方式就是提高商品价格，这里面就要涉及到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了：社会成本的传导。
大汉朝廷向民间征收车船税，看似只针对有车船的富户，但是车船税的征收造成了商人们运输成本的上升，要想挽回损失就只能在价格上动心思。
这样的做法最终提高的是全社会的交通成本，而为全社会运行成本最终埋单的永远是普通百姓。
《汉书食货志》中写到：一户农家一年耕种所得除去吃喝，交税，婚丧嫁娶等日常用度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价格上涨，普通民众本已十分脆弱的经济状况很容易直接走向崩溃。
普通农民作为这套国家运行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很容易被突然上升的社会成本搞破产，一旦农民破产，就只能给地主豪强们当佃户，这样一来，那些被汉武帝重点打击的地主豪强实力却变强了，一切好似一个奇怪的循环，绕了一圈却走到了预想情况的对立面。
酷吏眼看着算缗令的效果开始变差，汉武帝也大致清楚了财产计算的模糊地带存在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于是他放出了堪称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最杀鸡取卵的搞钱手段：告缗令。
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为打击富商们隐匿财产行为，汉武帝又发布命令：
鼓励民间针对富人们隐藏财产的行为进行告发，一旦查实有人隐匿财产，隐匿财产者戍边一年，并没收全部财产，没收的财产朝廷与告发者平分。
同时，命令酷吏杨可专门负责告缗工作，武帝一朝是著名的酷吏横行，酷吏们的出现正是为了呼应武帝打击富户豪强、做大做强中央的时代使命。
告缗令与当初的算缗令一样，在发布之初极大地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且由于告缗令做的更绝，是直接没收富户的全部财产，所以国家的府库在短时间内财富暴涨。
《汉书食货志》记载：得民财物数以亿计，奴婢千万计，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此。
告缗令发布时，正是汉与匈奴的战争造成巨大后勤压力的时候，这突如其来的大量财富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
但是，相比于理论上可以细水长流的算缗令，告缗令则更像是一锤子买卖，甚至是寅吃卯粮，短时间内确实能够实现将富人们多年积累的财富全部搬到国家府库里去的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它对于人们重新创造财富的动力的打击也是空前的。
反噬告缗令是从人性的弱点出发制定的政策，人性中所有的恶即将从深渊中喷涌而出，这项只存在了3年的政策真真切切地向世人展示了怎么叫群魔乱舞：
首先，由于告缗令造成的诱惑实在太大，只要去告发，就有机会获得被告发者一半的财富，一时之间全社会告密之气成风。
在如此之大的诱惑面前，人们又怎会恪守公正原则，不管身边的富户有没有隐藏财产的行为，先告一告再说，毕竟成了就是一半的财产到手，不成也没有任何损失嘛。
于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告发很快演变成了诬告。
那么面对诬告，官府会秉公执法吗？当然不会，还是那个原因，因为武帝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只要钱了，那么官府当然会以能搞到更多钱为行为准则了。
所以在看见钱眼睛都蓝的告发者和想尽一切办法想从民间弄到钱的官府的合谋下，几乎所有稍微富裕一点的人都会难以避免被洗劫的命运。
告缗令带来的诱惑实在太大，所以大量的亲人、好友间相互举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脆弱，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破。
但这仍不是关键。
告缗令在大量掠夺了富人财富的同时，等于向社会传递这样一个信号：财富只能带来灾祸，有钱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还会被拉去戍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创造财富的意义又在哪呢？
这才是告缗令的终极危害，它让全社会的人彻底失去了创造财富的动力，告缗令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搜刮到大量存量财富，但是其代价是大幅削弱了本该被创造出来的增量财富。
按照《史记》的记载，告缗令发布后，天下之人都不再做任何积累，有一点钱立刻吃喝花掉。
如果说算缗令动摇社会运行基础的方式是缓慢的持久的，那么告缗令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剧烈地动摇社会运行的基础，他带来的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和信任危机。
闹剧告缗令只存在了3年就被武帝废除，看来连大名鼎鼎的汉武大帝都被这条命令所释放的人性之恶所震慑，那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连他都害怕。
这场只持续3年的闹剧，让想要控制一切的汉武帝无比真切地感受到了一把失控的滋味，告缗令带来的社会秩序崩塌，让汉武帝用以教化百姓的那件名为儒学的外衣变得无比可笑。
汉武帝陷入了一种尴尬循环，它扔向世间的一个个手段，最终都会在绕一圈后砸向他自己。
汉武帝的执政生涯达到50年之久，几乎是他之前所有皇帝执政时间的总和，在权力旋涡的中心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的他早已洞悉了人性的方方面面。
但即便将权谋手段臻入化境的汉武大帝仍无法做到彻底让人性为他所用。
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人性驱使他们有自己的诉求，汉武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当然可以以手中的权力去强迫有些人，不，是很多人为他做事，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却无法控制所有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皇帝敲打着算盘的同时，其他人也在敲打着自己的算盘。
算缗告缗如一条深邃漫长的人性隧道，在结尾处是那个沉甸甸的忠告：别去考验人性，更别尝试去利用人性中的恶，当人性中的魔鬼挣脱牢笼，它将吃干抹净的是周围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