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与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之间历史渊源，估计很少有人会联想到一起。一个以政治反蒋为主，一个以军政斗争为主，一个是粤军统帅，一个是广西军阀，怎么看两者之间似乎都很难形成一种共性，哪怕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前途。
但现实情况却是，李济深从1923年起直至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后自己身陷囹圄为止，6年时间里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桂系由创立到壮大再到落败的历史进程，既是见证人，又是举足轻重的参与者。
这一切，要从北洋军阀正式走向分裂后的两广地区形势开始说起。
1916年6月，众叛亲离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北京因尿毒症不治身亡。自此，群龙无首的北洋集团迅速沦为一盘散沙，开启了军阀割据混战的风云突变时代。
当然，作为曾在护国战争中率先“背叛”老袁的广西军阀陆荣廷，此刻也没闲着。他一面令第2师师长谭浩明率军挺进湖南，逼走了湖南本土军阀汤芗铭；另一面则派兵沿梧州进抵广东并成功控制了该地区。
手握重兵，又拥有如此庞大的地盘，陆荣廷很快得到北洋政府“实权派”段祺瑞的认可，成了肩负“两广巡阅使”重任的西南王。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的直皖大战中皖系大败而归，段祺瑞引咎辞职，以民主革命为口号的孙中山携陈炯明借机向陆荣廷发动了驱逐战争，陆荣廷宣布下野，而陈炯明也率部进占广西，两广地区在孙中山的经略下初步完成了整合。
就一衣带水的两广地区历史渊源来看，两地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广西要长足稳步发展必须统一广东，而广东要开展北伐行动也必须确保广西大后方稳固，换句话说合则有力，分则必伤元气。
正值两广地区初步整合之际，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多年的李济深南下加入了革命阵营，并逐步成长为孙中山革命队伍中的得力干将。
1920年底，孙中山任命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同盟会元老邓铿出任新改编的粤军第一师师长一职，出于选拔和培养精锐的目的，邓铿致信自己的广东同乡兼陆军速成学校同窗李济深入职担任第一师副官长。一方面李济深在保定军校任教时间久，在培养新军人才方面颇有建树，日后名噪一时的徐永昌、黄旭初等人皆出自他的门下；另一方面他在军政两界声望极高，有他加入对开展军队改革和提高作战能力都是有所裨益的。
两年后，因与孙中山政见不合，邓铿成了粤军创始人陈炯明反目成仇后的首要暗杀报复对象，以此为导火索，接续爆发了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内部讨伐战争。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李济深就是抓住了这次时代的脉搏继而走向人生的高光时刻。
1922年冬，接替邓铿代理第一师师长的李济深受孙中山秘密委派前往广州发动中下级军官起义，一举击败陈炯明并顺利收复了广州城，战后，他被孙中山正式任命为第一师师长，为日后北伐时期威名远播的粤军主将地位奠定了基础。
当然，广东大本营虽暂时得以确保稳固，但相邻的广西却因陈炯明调兵出走造成了群龙无首的不利局面，这对坚持两广地区一体化的孙中山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毕竟陈炯明、陆荣廷以及广西境内形形色色的掌军之人，乃至横行霸道的土匪和亡命之徒，都将有可能使广西进一步走向分裂。
有鉴于此，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统领一部粤军驻扎在两广的门户要地梧州，其目的主要是扶持和培植广西的得力军阀并使之成为广东革命大本营的附庸和组成力量。
话说到这里，估计大多数人可能已经猜到了，这股重要组成力量正是日后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并一度发展成为能与老蒋的中央军相提并论的新桂系部队。李济深虽不是新桂系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但他却是新桂系的“恩人”。
众所周知，新桂系中的三位首脑人物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均在此前讨伐陈炯明的叛乱中拥兵自立，而后合流成为广西境内一支相对系统完整的军事力量。相比于李宗仁的沉稳谨慎，黄绍竑表现出的政治敏感性更高一些。他会同白崇禧一道，主动向广州的孙中山表达了精诚参加国民革命的初衷，在得到孙中山的肯定和支持后，李济深配合黄绍竑指挥的“讨贼军”一举击败了盘踞梧州的军阀冯葆初所部，为日后新桂系的崛起积攒下第一笔“政治资本”。
自1924年底至1925年8月，在李济深的背靠支持下，李宗仁与黄绍竑分别在玉林和梧州两地招兵买马、整军备战，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与沈鸿英之间“鹬蚌相争”肃清了广西境内残余势力并完成了统一。
得益于这样的鼎力支持和密切协作，才有了黄绍竑口中对李济深实至名归的“恩人”评价。
及至1927年7月，李济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宗仁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和老蒋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达到了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合作最为密切的时期，但随着大革命失败后政治斗争的愈演愈烈，他们彼此也开始了分分合合的斗争历程。
首当其冲的便是“宁汉合流”事件。“宁汉合流”标志着汪精卫彻底背叛革命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预示着老蒋人生中第一次“滑铁卢”的到来。面对老蒋此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带来的政治压力，汪精卫虽心有不甘，奈何自己力量单薄，无力与统率千军万马的老蒋匹敌，但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获得更多的政治优势，他提出了一个让老蒋左右为难的条件：老蒋必须下野。
彼时的老蒋正在徐州前线指挥对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作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精心策划的徐州战役大获全胜，即便不能威慑汪精卫完全放弃这一苛刻条件，也会通过战功抵消掉一部分压力，只不过事与愿违，自己在徐州战场上铩羽而归。
或许是出于抬高自己政治集团地位的利益需要，或许是对老蒋的所作所为心生厌倦，总之，在老蒋电告前线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希望得到新桂系支持以合力讨伐武汉汪精卫时，白崇禧坚定拒绝了。
这样一来，刚刚经历战事惨败的老蒋，又缺乏外援襄助，除了下野自己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而极力促成老蒋下野的汪精卫也没有迎来想象中的胜利与美好。
当年9月，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联合南京、武汉的军政要员及国民党元老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名义上促成“宁汉合流”的同时，也让汪精卫体验了一把“下野”的感觉。此后，新桂系主动出击，击溃了两湖地区的唐生智所部主力，收编了何键、李品仙等人的部队，坐拥两湖、广西和江浙半壁江山的新桂系，达到了军事力量的顶峰。
做到这一步，新桂系和李济深也就算彻底与汪精卫撕破脸了，继而公开发起了“倒汪”行动，并指示粤军陈铭枢、陈济棠等率部与张发奎激战于东江，殊不知，这正是惯于利用权谋分化瓦解政治对手的老蒋最希望看到的一幕。
迫于各方压力，心力交瘁的汪精卫只得请老蒋再度出山主持工作，而老蒋则借机利用“广州起义”行动含沙射影般指责这位自诩为“正统人物”的汪精卫，最后以汪精卫出国考察、张发奎通电下野而草草收场。
至于新桂系和李济深，则基本维持了此前的原始状态，前者继续拥兵伺机而动，后者则重回广东主政。
应当客观承认，在军事上新桂系战斗力并不输于老蒋手创的嫡系部队，但在政治谋略上，二者的差距是显而易见且不言而喻的。
1929年3月，围绕裁军政策和双方的政见冲突，老蒋与新桂系之间爆发了轰动一时的“蒋桂战争”。由于老蒋的先发制人，在拉拢新桂系控制的旧部力量、软禁新桂系信赖的盟友李济深和争取全国其他军阀支持以孤立新桂系等得当方针的操作下，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三位新桂系的“灵魂人物”很快因兵败广西而纷纷通电下野，自此再无与老蒋一争天下的基础。
至于曾力主调停蒋桂矛盾而被软禁于南京的李济深，直至“九一八事变”后才被老蒋释放回归，而此时的广东早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可供依赖的粤系旧部也早已分崩离析，加之近三年的囹圄之灾，让他坚定走在了反对老蒋为首的反动独裁统治运动前列。
此后近20年间里，李济深成了在民主政治阵营中坚持反蒋的一面大旗，并在1948年初于香港成立了以国民党左派为主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凭借这样的政治声望和社会影响力，李济深于建国后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以粤军统帅为开始，以开国元勋为结局，李济深这位与新桂系有着历史渊源的风云人物最终以一个圆满结局落幕。
而经过历次军阀混战的新桂系，虽然军事力量依旧可圈可点，但失去了与老蒋一较高下的资格，最终免不了在人民解放军席卷全国之际分道扬镳，李宗仁出走美国，白崇禧败退台湾，空余黄绍竑通电和平起义，彼此书写着各自悲欢离合的不同命运。
多年后，曾经昙花一现的民国“末代总统”李宗仁辗转回到了祖国大陆，睹物思人却不免感慨故人凋零的物是人非，李济深早已在自己回国前的六年里驾鹤西去，白崇禧则在对岸的孤岛台湾上时刻如履薄冰，能与自己匆匆会晤的，也仅有当年“创业团队”中的黄绍竑一人而已。
如今，当我们再度将李济深与新桂系的这段历史联结在一起，除了感慨命运和机遇带来的人生轨迹差异外，剩下的或许就是杨慎在《临江仙》里创作的那样：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