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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王朝的崛起首先意味着一个新的曼陀罗中心的崛起，这种崛起得益于新柯沙里王朝 (Kerajaan Singasari) 时期的体系中心圈与次中心圈、外圈的矛盾。
新柯沙里的末代国王格尔达纳卡拉 (Kertanegara) 向来有统一努散达拉地区的野心，其称号“Kertanegara”一词来源于爪哇语“Pemersatu Dua Jagat”，意为两个世界的统一。
在格尔达纳卡拉统治时期，爪哇曾经征服了巴厘岛、苏门答腊的末罗游王国，并将势力扩张到马来半岛地区，朝贡圈的范围大大扩展，新柯沙里的曼陀罗体系盛极一时。
然而，与新柯沙里同时崛起的，还有中国的元朝。这两个王朝秉持着不同的世界秩序的想象，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被设想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存在层级差别的中心—边缘结构。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帝国与文明的复合体，治理范围囊括了众多民族、亚文化群体和政治单位，又由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不断拓展。
东南亚依据和中国距离的远近被设定了不同的角色和地位。
费正清将与中国周边的国家分为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李云泉依照亲疏远近，将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划分为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一般性的朝贡关系、名义上的朝贡关系；何新华将其区分为“朝献之列国”“互市之群番”“朝贡兼互市国”三大类。
在中国的话语中，东南亚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外圈、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或朝贡兼互市国这样的角色。传统中国汉人王朝崇尚怀柔远人和德治天下，但蒙古人对于他们征服世界的天命的看法，根本不同于唐朝和宋朝，他们不相信“德”能够说服世界尊崇中国的道德优越性，更愿意使用武力来证明。
但从新柯沙里王朝的世界秩序理念来看，元朝不过是新柯沙里的曼陀罗体系的外圈，它是另一个曼陀罗世界的中心，是可以争取的盟友，但同样也是敌人，它与新柯沙里王朝的关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两种世界秩序的理念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元朝坚持要求新柯沙里朝贡，而新柯沙里坚持作为另一个独立的曼陀罗中心与元朝交往，双方的冲突日趋尖锐。
1280、1281、1286和1289年，元朝曾四次要求格尔达纳卡拉前往北京觐见，都被爪哇宫廷所拒绝，最后一次派往爪哇的使者甚至被割掉了鼻子后放回，这激怒了元朝统治者，战争一触即发。
格尔达纳卡拉同样在为战争准备着，为了对抗元朝，他加强了对朝贡国的征服和控制，企图建立对蒙古作战的外部战线。
格尔达纳卡拉向东征服了靠近爪哇的马都拉和巴厘，向西派出了远征军到苏门答腊，还打败了当时尚有一定实力的三佛齐。
按照曼陀罗的外交理论，角色身份不是基于行为体的内在属性，只存在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之中。征服者位于曼陀罗的中心，邻近的国家是天然的敌人，敌人的邻国则是天然的朋友。自然地，爪哇与占婆结盟，后者正在承受元朝的轮番进攻。
满者伯夷宫廷曾迎娶一位占婆的公主，以巩固双方的联盟。
在这种战争环境下，原来谏义里王朝的后裔，后来成为藩属圈内的新柯沙里地区的统治者查耶卡旺 (Jayakatwang) 与中心圈的宫廷矛盾激化。
查耶卡旺试图恢复谏义里王朝的辉煌，并与马都拉 (Madura) 地方的领袖威腊腊查 (Wiraraja) 结盟，发动了反格尔达纳卡拉的叛乱。在蒙古人的军队到来之前，新柯沙里王朝已经被推翻。
格尔达纳卡拉的女婿拉登·威查亚 (Raden Wijaya) 逃出，他与元朝结盟，借助元朝的力量击败叛乱者，随后突袭了毫无防备的元朝军队，迫使元军北归。这样在1293年，威查亚正式建立满者伯夷王朝。
满者伯夷建立以后，曼陀罗体系各个圈层的关系都不够稳固。
满者伯夷首先巩固中心的地位，他为自己选择了王号克尔塔·拉查沙 (Kerta Rajasa) ，以证明自己是新柯沙里王朝的继承者。
为了确保王权的合法性，他甚至将格尔达纳卡拉的四位公主都娶了过来。爪哇以宫廷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王国的中央设有军事、内政、司法、移民四大部门，由首相负责，地方的各级官吏由中央统一任免。
政府专门设置了监督佛教和湿婆教徒的监督职位，国家的现行体制多继承自新柯沙里时代。
满者伯夷的社会统治结构建立在尼加拉 (Negara) 与德萨 (Desa) 的对立统一上，这两个词是梵语借词，具有多重含义，大体可被视为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中心圈往往由一个强盛的尼加拉和周边的德萨组成。
建国后，满者伯夷改变了与外圈的关系，主要是恢复了与元朝的友好关系。
自1295年拉查沙就派遣使者前往中国进行朝贡，部分满足元朝的愿望，并以观察元朝的动静。元朝也借此改变对爪哇的敌视政策，两国开始交好。
这次试探后，1297年拉查沙再次派出使者，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此后爪哇在1312、1320、1321、1323、1328、1332年多次进行朝贡活动，双方互动频繁。外圈威胁的解除，对满者伯夷建构以自身为中心的曼陀罗体系意义重大。
与元朝的化敌为友不仅巩固了曼陀罗的中心地位，而且使满者伯夷能够得到外圈国家 (主要是元朝) 的支持。
元朝的承认和保护进一步提升满者伯夷的地位，1328年，当满者伯夷发生内乱时，元朝皇帝在诏书中对继位的查亚纳加拉 (Jayanegara) 表示了明确支持。
拉查沙迎娶前朝的四位公主，还有一种深层的含义，四位公主来自不同的地方，分别是巴厘、末罗游、马都拉和丹戎布罗，这些地区在今天的爪哇岛外围、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地区，这也为国王将来插手这些地区的事务奠定基础。
但在满者伯夷王朝前期，巩固并扩大与朝贡国的关系并非其对外关系的重点。处理与藩属圈的关系才是其重中之重。
拉查沙吸取前朝的教训，将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对藩属圈的控制上，它们是宣称效忠满者伯夷的藩属国。据统计，在拉查沙时代，满者伯夷有7个不同的藩属国。
满者伯夷立国之初，除了谏义里和杜马板地区，并没有将各藩属国纳入直接统治下，其他多数地区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
各藩属国必须承认满者伯夷的宗主权，除了纳贡之外，还要派遣质子于满者伯夷的宫廷，作为制约藩属国的手段。
满者伯夷王朝前期热衷于展示由不同的政治纽带组成的扩大的场域。在爪哇各地，王位的继承都带有母系氏族的遗风，女方为合法的继承人，而以女方的配偶行使国王的权力。
拉查沙将公主等下嫁到不同的藩国，将藩属国的统治家族与满者伯夷宫廷联姻。依靠联姻，双方结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藩属国的国王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权力，还能够分享国王的权力，藩属圈内的统治者成为王公贵族，他们本人要履行觐见国王的义务。
为了加强对藩属圈的控制，国王还利用宗教力量在中心圈和藩属圈建立密探制度，这也是考底利耶《政事论》中的教诲。
印度教和佛教的僧侣常常被看作是最佳人选，他们被派到各地监查民情，并监督各地官吏的行动，一有风吹草动，则直接向国王汇报。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了对藩属国的控制权。
然而好景不长，1309年，拉查沙去世后，继位的查亚纳卡拉 (Jayanegara) 无力维持控制局面，一些地区相继发生叛乱，叛乱者不少是藩属圈内的统治者和贵族。
从1309、1311、1313、1316到1319年，叛乱活动此起彼伏，中心圈与藩属圈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藩国的反叛被称之为达摩普特拉之乱 (Dharmaputra) ，这个专业的词汇用来指在各藩国居住在宫廷的公子。
据说先后有7个达摩普特拉参与了叛乱。可见，这一叛乱可能是对满者伯夷加强对藩属圈控制的不满回应。在1328年的丹查事件中，查亚纳卡拉最终被宫廷的阴谋所弑。
因为没有正式的继承人，王位由继母卡娅特丽 (Gayatri) 继承，但她笃信佛教，已经出家，王位被交给其女儿特里布瓦娜 (Tribhuwana) 继承，在女王统治的前期，藩属圈內依旧存在一些叛乱，直到1331年平定沙登和克达地区的叛乱后，满者伯夷对藩属圈的统治才稳定下来。
女王提升平叛有功的卡查·马达 (Gajah Mada) 担任首相，很快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从满者伯夷的历史考察曼陀罗体系，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曼陀罗体系的兴衰与中心圈的稳定密切相关。中心圈越强大，控制能力越强，曼陀罗体系就越容易得到发展。中心的混乱和分裂，不仅导致中心的衰落，还会破坏各个圈层的关系。
在体系崩溃时，最终取代中心地位的，往往是藩属圈内的藩属国，而非朝贡圈或者外圈内的国家。尽管中心圈总试图控制藩属圈，但是一旦这种控制减弱，藩属圈的独立意识就会增强。新的曼陀罗体系的中心往往在原来中心的藩属圈内形成。
第二，曼陀罗体系各个圈层的边界是流动的，有时难以清晰的界定。藩属圈可以被中心圈吸收，成为中心圈的一部分。中心圈也可以分裂出新的藩属，扩大藩属圈的范围。
而朝贡圈内的国家也可以成为控制圈的一部分，外圈的国家也可以被纳入朝贡圈。不同圈层的变动在每一个典型的历史时期，都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第三，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基本上属于各国曼陀罗体系的外圈。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对东南亚地区各个曼陀罗中心至关重要。中国与曼陀罗体系的作用有两种，一是与朝贡圈互动，将朝贡国拉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
当中国尊重曼陀罗中心的宗主权时，曼陀罗体系就会保持相对稳定，否则就有可能破坏曼陀罗体系各个圈层间的关系;二是直接与曼陀罗的中心互动，这种互动可谓形似神异，双方基于不同的世界秩序理念各自表述，在中国那里，曼陀罗的中心仍然是一视同仁的朝贡国，但对于东南亚地区大国而言，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外圈国家，一个潜在的朋友或者敌人。
争取中国的友谊和支持是完成和巩固曼陀罗体系的关键抉择，与中国交恶同样会对不同圈层的互动构成压力，甚至诱发巨变。
第四，从文化意义上说，曼陀罗体系的衰落是印度教—佛教文化的衰亡。随着贸易时代的来临，穆斯林商人和西方的势力越来越大，爪哇地区已经不再是印度教文化的天下，伊斯兰商人的势力已经扎根，伊斯兰化进程利用了曼陀罗的形式，却改变了曼陀罗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