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厅长杜学毅受访时提出，检察机关加大对驱利性执法和“远洋捕捞”检察监督。
驱利性执法好理解，什么是“远洋捕捞”？“远洋捕捞”是指执法机关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的行为，本质上也属于驱利性执法的一种表现。
典型案例一:2023年5月下旬起，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前往浙江、江苏等地。同年6月11日，二人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在途中杨某某暗示沈某可帮忙处理案件并索要财物。后沈某乘二人不备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最终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对杨某某、占某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有期徒刑七个月。
典型案例二:湖北史某祺、李某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该案件系公安部交办案件，警方指控某助贷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对公司员工史某祺、李某鹏等19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徐昕律师团队接受犯罪嫌疑人史某祺等人的委托后，安排三位律师担任辩护人。律师指出该助贷公司在注册协议、隐私协议和授权协议等方面都非常规范，不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并数次前往湖北，与公安机关据理力争，向检察机关释明贸然起诉的错案风险，还迅速向最高检寄送紧急情况反映。最高检收到材料后高度重视，迅速组成工作组介入，指示当地公安机关两次补充侦查，最终给出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当地公安机关撤案，史某祺、李某鹏等19名员工恢复清白，保全了数千万资产，而且涉及数十家企业，类似的二审案件也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终128人实现无罪。
驱利性执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导致部分执法机关为了“创收”不惜进行“远洋捕捞”。因此，要杜绝驱利性执法，最根本的是司法机关人财物要统归中央管理，具体举措就是罚没收入统一上缴中央国库。当前地方财政依赖罚没收入的现象助长了趋利性执法，下步改革方向是将罚没财物统一划归中央国库管理，消除地方通过执法“创收”的动机。此举可参照财政部《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的改革建议，确保“执法者不碰钱”，从源头遏制逐利冲动。通过中央直管司法预算、人事任免等方式，可以大大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权的渗透。
趋利性执法与“远洋捕捞”的治理需兼顾短期打击与长期制度构建，既要通过典型案例震慑违法者，更需通过中央司法改革切断利益根源，最终实现“执法为公、司法为民”的法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