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廷下旨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觐见。依清朝惯例非要事朝廷不会宣召封疆大吏入京，所以张之洞清楚自己梦寐以求的“入值军机”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张之洞很早就开始积极谋求进入朝廷中枢，翰林院编修蔡金台在给自己老乡李盛铎（驻日公使）的信中也详细介绍了此事。

南皮（张之洞）之图军机，亦由问刍（刘学询）怂恿，爵棠（王之春）导之。春间连仲三之来京，即是为此。南皮赙其兄千金，又许以美差，遂力致于略园（荣禄）。略园覆王云：“南皮公忠可敬，无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两邸（恭亲王奕䜣和庆亲王奕劻）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夏间去翁召张，皆由于此 ……

虽然人人皆求上进，但是“跑官”这种事毕竟不怎么光鲜。张之洞也不方便亲自出马，为此他做了两手准备。

其一是，他安排三人帮他暗地运作。刘学询，“广东赌王”财力雄浑；王之春（湖北藩司），张之洞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下属；连仲三，军机章京连文冲的弟弟。

让亲信之人出面活动找到“关节要害”和最优“路径”，然后借助巨商的财力予以疏通。张之洞跑官的方法既常规也是他处事的一贯做派，毕竟他是晚清“三屠”之一的“钱屠”。

注：张之洞因能花钱、敢花钱被称为“钱屠”；袁世凯因镇压民乱手段残酷被称为“民屠”；岑春煊因好弹劾官员被冠以“官屠”之名。

王之春和连仲三的活动很成功，朝廷大佬荣禄对张之洞入值军机的事情给予了肯定。不过他也点明了张之洞进入军机的最大障碍 – 翁同龢。

翁同龢在身兼体仁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同时，还有个重要身份光绪的老师。而此时恰逢光绪全力推行维新，力挺光绪的翁同龢，自然也更为皇帝所倚重了。

其实在戊戌变法前，“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面对甲午惨败，朝廷里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希望皇朝能够变法图强。区别他们的是其主张的方法以及支持变法的目的。

希望变法一步到位让皇朝翻天覆地的成了“激进维新派”，主张循序渐进推行变革的成了“温和守旧派”或“温和维新派”。打着支持变法维新的旗号，试图获取权力的成了“伪维新派”。而以反对激进变法为由，实为保留甚至扩大权力的则成为了“死硬保守派”。

荣禄和奕䜣就属于“温和维新派”，他们都对光绪急于求成的激进变法理念持质疑态度。而且他们都认为翁同龢是误国奸贼、甲午惨败的罪魁祸首，属于“伪维新派”。

荣禄支持张之洞进入中枢，是希望张之洞能够部分抵消翁同龢对光绪的影响以及对朝堂的把控，不让朝廷在变法上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同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吏部尚书徐桐，也支持张之洞入值军机，光绪召张之洞入京的圣旨就是在徐桐的建议下发出的。徐桐支持张之洞的原因也和荣禄大抵相同，他看重张之洞的“特殊身份”。

张之洞属于支持洋务的改革派并和变法派走得很近，另外张之洞又是“太后门生”和慈禧的关系非常铁，因此和守旧派也能说上话。徐桐认为张之洞可以居中调和，在缓解朝廷的分裂和对立的同时，增强守旧派的力量。

注：同治二年张之洞中进士，其成绩原本不在一甲，后被慈禧提升为“探花”。为报知遇之恩，此后张之洞至死一直保持着对慈禧的忠诚。

在两派都“讨好”，让张之洞一时成为朝廷的红人，步入军机似乎是水到渠成之事。但另一方面，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也步入了朝堂斗争的漩涡。

张之洞本人对此也有感应。虽然明白此次入京是自己进入中枢的绝佳机会，但在收到朝廷旨意后他并未马上动身，而是动用了自己的“另一手准备”。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最初是张之洞的幕僚。后在张之洞的推荐下，杨锐前往京师任职并成为张之洞的“坐京”（类似现今各省驻京办主任），明着为张之洞打探朝廷消息。

张之洞连发两封电报要求杨锐探明朝廷这次传召的具体用意，“此次入觐，两宫（慈禧和光绪）意若何？政府有何议？”

4月28日朝廷再次发出电旨，催促张之洞尽快动身。张之洞不但以交接工作为由继续拖延，还直接试探朝廷用意“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显然张之洞希望谋定而动、马到功成。

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自认为准备充分的张之洞刚出发没几天，后院就起火了。

5月8日晚湖北沙市，一个湖南籍的小工因在招商局门旁随地小便，跟招商局的更夫发生冲突，进而被打伤。第二天群情激奋的湘人聚集跑到洋关码头集体小便并放火闹事，即“沙市事件”。

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焚毁，并阻水龙不许往救 ……

这场掺杂地域矛盾的冲突，因为涉及到洋人资产的损失，很快就被上升成了“重大国事”。原本催促张之洞的朝廷，于5月15日电令其（此时已到上海）返回湖北，“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

张之洞还未意识到朝堂的变化，他并不想被“一泡尿”耽误了前程。

他认为代理总督谭继洵已经控制了事态，并且谭继洵后续也会向朝廷汇报相关情况，不需要他返回处理。不过出于谨慎，张之洞还是向正在帮他“跑官”的刘学询、杨锐等人发电报询问情况，并停留在上海等候进一步的消息。刘学询等人的回复，击碎了张之洞的幻想。

既奉旨，祈速回鄂，迟必有谣言。回鄂日期速电奏。事毕速请旨，令来京否？

作为官场的老手的张之洞自然明白这寥寥数语所蕴含的凶险，因此立即启程返回武昌。其后杨锐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说明了原因。

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翁同龢），昨日之电，则出刚（刚毅）。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

也就说原本两边讨好的张之洞，受到了维新和保守两股势力的共同打压。

因为朝廷关于变法的矛盾，已经从如何变法演变成了针对权力的争夺。两派之中的强硬派各自占据了主导，并已发展到水火不容。此时他们不需要调解、妥协，惟愿你死我活。这也预示了满清这一轮变法图强必然失败的结局。

5月29日奕䜣病逝、6月11日朝廷发布变法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解职并强制归乡、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 …… 此后王文韶、裕禄入值军机，荣禄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朝堂虽然发生着巨大变化，但中枢已然没有了适合张之洞的位置。

但在这段时间里，张之洞也展示了自己不俗的政治敏感度和手段。除开之前提到的在京师留人以便随时掌握朝廷动态、规避风险外，张之洞还写了一本书《劝学篇》。

这本书分内外两篇，外篇以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等“硬科普”为主。内篇则是强调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等思想纲领。

简单来说张之洞提出，学习和革新的前提是坚持皇权和朝廷的领导不动摇。

这本书巧妙的组合了维新派和守旧派的部分述求，不仅在戊戌政变前后都是朝廷力推官员学习的书籍，还让张之洞与“维新派”划清了界限而免遭戊戌政变的波及。不然单凭他和杨锐、刘光地等维新干将的关系，就很难幸免。

此后张之洞又等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才圆自己的中枢梦。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廷任命张之洞为军机大臣，但是张之洞和皇朝却没有了时间。

第二年光绪、慈禧相继病逝，三岁的溥仪登基，大清步入了自己生命的倒计时。张之洞本人也在宣统元年八月病逝，永远的失去了治国平天下、一展抱负的机会。

如果没有那泡尿，不知当年可以顺利入京的张之洞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