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宣传和教育——驯化过程 现代人研究国学，一个很大的混淆，就是古今的概念不同，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我们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现代科学，往往在国学里寻找适合的名词充当翻译，来指代引入的新东西，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破旧立新的东西很多，我们熟悉今天的概念，想当然以为古代人也是按照我们今天的做法在做，尤其是古今使用同一个概念的时候，给解释、理解古人到底做了什么是一种蒙蔽和覆盖。 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我们经常说，孔子开创了中国私人教学的先河，“有教无类”，是后世教育事业的“鼻祖”，这当然对于我们尊师重教，崇拜孔子是一个宣传点，但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古代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或者说，古代教育人的人，首先是研究科技知识有成效，有积累的人，善于运用数理逻辑做事的人，然后愿意把这些分享给他人，这是曲解。 孔子开启了儒家这个学派？这也是现代人想当然。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 ——这句话出现在“搜狗和百度百科”上，是现代人对儒家的解释。 古人不这么看，即便是自称儒家的人，也对儒有自己的认识：儒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存在，也是巫师，只不过不是擅长占卜，而是擅长“祈雨”，又叫“雨师”。儒来自于“需”，甲骨文是“云上于天”曰“需”，祈雨的人，叫“儒”。 孔子：“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 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胡适：儒者为殷遗民，而这些人于亡国之后，沦落为执丧礼者，儒为周代社会对有此类文化之术士之蔑称。因已遭亡国，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势存在。 这样的儒，面对“贵族”，只可“点头哈腰”，怎么可能成为教育家呢？ 这个问题很大，是我们研究《周易》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涉及到《周易》的科学性、逻辑性问题，《周易》是孔子的教材，那么孔子通过《周易》是在传承什么。当我们想当然用现代教学想象孔子年代的教学时，我们就会被自己欺骗，至少我们不知道孔子教学的重点是干什么。 一、孔子以前的阶级。 殷商的情况我们现在没有实际的证据，但西周建立，有了《周礼》等典章制度，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教育的大概。 《周官》记载，教国子的有师氏、保氏。师氏居虎门之左，教授“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顺行）；保氏教授“六艺”和“六仪”。这里的师氏、保氏其实都是王室家族的，也就是姓姬，都是王官，根据职能不同，划分了“师氏、保氏”：老师是王室成员，学生亦如此，“国子”是王室贵族后代，教学的地方叫“避雍”，后来也叫明堂，即是王宫的一部分，《礼记·王制》讲的很清楚：“大学在郊”“小学在宫南之左”，这里的“郊”和现在的“郊”概念不同，总之，学校是王宫划出来的一块，一般的贵族都无权靠近。 可见，教育和管理教育的，都是周王室成员的事情，是真正的“王官”，西周诸侯除了极个别的异姓：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纪》 其他的封国全部是武王的兄弟子侄，即王室嫡系大宗为周王，王室的非嫡系旁支为诸侯。诸侯称“臣”，诸侯手下管事的称“家臣”、“陪臣”，是不能称为“官”的。 如季友和庆父同是鲁国大夫，季友为季孙氏之祖，本为鲁桓公之子，鲁庄公同母弟；庆父是鲁庄公异母弟，即不是嫡长子而已。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公子般为国君，庆父杀害公子般后，拥立鲁闵公，庆父再杀鲁闵公，奉鲁闵公兄长姬申出奔，季友归国拥立姬申，是为鲁僖公，并逼庆父自尽。鲁僖公元年（前659），以功受封邑，为国相。这样能决定国君废立的人，史称“陪臣执政”。不论他们以后称什么“氏”，他们都是“姬姓”，包括和孔子不对付的阳虎，也姓姬。这些“姬”姓，是贵族。 而孔子呢，殷商遗民，姓为子，氏为孔，名丘，祖籍宋国（殷商遗民的封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孔子最多算是前朝贵族的后代，他如何能教育“姬”姓贵族？须知在春秋时期，不是贵族，既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受教育，遑谈教育别人？ 二、周室衰落，阶级演化。 《史记·周本纪》记载：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这个记载很明白，大家把周室当战利品分掉后，诸侯按照申侯的意见立申侯的外甥为平王“以奉周祀”，周王室当成象征性的共主，“政由方伯”：诸侯头上的周室不再尊贵，诸侯无意中经常会“僭越”到王室的高度。比如孔子抗议季桓子用“八佾”这种仪仗：周王才可以用“八佾”，鲁定公也只能用“六佾”，季桓子虽然摄政，但是他的身份是“正卿”，按《周礼》只能用“四佾”。孔子为什么知道？“儒者为殷遗民，而这些人于亡国之后，沦落为执丧礼者”他记得传承是红白事的司仪，最讲究人前显摆自己懂得“过事”“该用几个乐”，请几个吹鼓手。 三.办学的原则和内容。 为什么讲非贵族没有必要受教育？ 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是办学的原则，办学的目的，大家对办学的要求。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办学方针去看待孔子时代的教育功用，《左传·襄公九年》知武子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这句话到了孟子时代，依旧通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劳心者制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认识恐怕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办学方针：教学的目的是更好的“制人”，即和人打交道，而不是和物打交道。教学的内容是教你“劳心”，贵族才能“劳心”。 这样的教育方针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忽视生产。它把人的动机区分成“劳心”和“劳力”，并明确了“劳力”是“制于人”的事，那么一切有关生产的学问，都属于“劳力”的范畴，都是“制于人”的下贱的事情，不在办学的考虑之内，这样的教学，其实和“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总结积累绝缘了。教学只限于贵族，而贵族绝不会主动和“劳力”的事情沾边，更遑论花精力去学，而“劳力”又没有资格学。 这在孔子时代是很自然的事，孔子自己讲幼年也曾因生活所迫，做过“乘田”和“委吏”这样的鄙事， 这都和“劳力”沾点边，一旦家境有所转变，自然会远离这样丢面子的差事。 那么孔子教学教什么？《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他写孔子，把孔子直接拔高到诸侯的高度，可见他对孔子是十分推崇的，他拜孔子的后代孔安国为师，又跟随董仲舒学《春秋》，所以对孔子的评价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谓至圣矣”，后世人封孔子“大成至圣”来源于司马迁的这个评价，现在以这个依据，说明在孔子死后快300年的汉代，也认同孔子教学的内容和方针。 那么什么是诗书礼乐？或者讲，《周礼》为什么教诗书礼乐？ 这就必须讲到“教”，古人的教，主要意思有三个：效法、矫正、行孝。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这样解释教： 现在的教育颇近乎以前所谓的“习”。 古人所谓的“教”，只是效法的意思：教人以当循之道谓之敩，受教育人而效法之谓之学。 《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吕先生说，管大学的官据《王制》是大乐正，据《周官》是大司乐。古代乐之外无所谓学，可见古代大学的性质。 四. 人的选拔任用标准，决定着教育的目的。 现在人们常说“学而优则仕”，意思简单明了：学好了可以当官。教育的功用必须满足“干部任用选拔”标准，那么那个年代怎么选拔人才呢？ 《礼记·射义》说：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是诸侯贡士，天子选拔人才的标准，所以，大家才愿意教学《礼》和《乐》，教科学文化知识，难道是想当一个“劳力”者，受制于人吗？ 以至于吕先生感慨，此等学校中，除封建迷信，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