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党到建国，一部艰难的创业史，许多革命的仁人志士都为了这个创业目标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那种遭受帝国主义围追堵截，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环境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坚持下来。

从最初党员的不同人生境遇就能一窥一二，他们有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背叛组织，有的不幸牺牲，有的艰难前行夺取了最终的胜利。

最初党的成员有多少

1921年，中国共产党各地的成员代表纷纷赶往上海，他们要在上海碰头，准备开一次史无前例的会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共一大。

在这次大会成立之前，实际上中国各地已经有了中共党员，只是当时党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因此在身份上还不能被认定。

后来研究党史的学者将中共成立之前的党员，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组织也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面对他们后来的不同境遇，只有将人数和名单进行一次确认，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历史中的革命先辈多么艰难。

对于党成立之前的早期成员，由于不同的史料记载，对人数上有些争议。

有的认为早期党组织成员在全国一共有50人，有的说是53人，有的说是50余人，无论哪种说法，人数都是在50至60人之间。

但历史是严肃的，党的最初成员必须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也必须将他们的名单确定下来，这是对党的历史负责，也是对中国革命负责，对那些牺牲的革命烈士负责。

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名单中，经过各种史料的对比研究，其中没有争议的人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有一些人还不能确定，因为有的史料中有，有的史料中没有。

为了弄清楚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嘉兴社科理论工作者肩负起了这项任务，因为嘉兴是中共一大闭幕的地方。

此前，对于最初的党早期成员人数，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召开时，做了调查统计，党成立之前全国党员有57人。

为什么要在六大时才统计人数呢？这时已经距离党成立过去了七年时间？

1928年，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遭受到的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因为在这一年之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开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血腥的清洗。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锐减，在这个紧要关头，确定党员的人数和名单至关重要。

六大的这一名单实际上算是最权威的统计资料，但还是有争议的地方，那就是在这份名单中，出现了“工人四人”的表述。

这四个字的表述，成了争议的焦点，理解起来确实会发生歧义，主要是“工人四人”究竟是说工人代表有四人还是说有四个人的身份是工人而非党员，这一争议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还有一份比较权威的资料是保存在俄罗斯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文件，其中记载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六个小组，共计53人。

这里面把当时中共旅法小组排除在外，没有统计进去。

如果加上旅法小组的人员，就应该是58人。

于是，研究的工作人员以此为参考，经过三年时间的努力，最终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一共有58名党员。

这58名党员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朱务善、宋介、江浩、吴雨铭、陈德荣、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施存统、周佛海。

人员确定后，看一看他们在党成立之后不同的人生境遇，从中可以感受到革命的道路是多么的艰辛和曲折。

革命就是大浪淘沙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成立之初就确定了这一原则，而最初的58人，全部都是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富家子弟，也有贫苦农民。

这58人中，留学归国的有18人，大学毕业的有25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有一点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创业团队的文化程度和年龄在当时可谓是天花板级别的。

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他们面临着残酷的环境和斗争，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他们中有23人在斗争中为理想和信念付出了生命，牺牲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仅仅36岁，有16人因为复杂的原因选择了退党，其中又有5人后来重新恢复了党籍，投身到革命当中；有8人经受不住诱惑选择了背叛组织和同志，走向了违背初心的歧途。

杨明斋牺牲时56岁，是牺牲时最年长的一位。

他1882年出生于山东，但是后来在苏俄留学，加入了苏俄国籍，身份比较特殊。

杨明斋在苏俄时期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是苏联共产党员，一直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由于其是华人身份，于是在1920年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翻译回到了中国。

回到中国以后，杨明斋为了方便帮助中国共产党能够早日成立，就加入了上海的早期党组织，在中国做了许多工作。

回到苏联以后，也一直在共产国际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8年，在苏联遭受政治迫害而被杀。

1989年，中国民政部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肯定了其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贡献。

范鸿劼和李大钊都是北京地区早期的党组织成员，他们也是一起被军阀张作霖逮捕的，并在同一天在北京就义。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出生在湖南长沙，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示范学校，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后来由于革命需要在湖南和上海进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革命工作让她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痛。

1929年，在上海去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完全可以依靠学历和知识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他们选择了粉碎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道路，选择了艰苦的斗争，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有不少人都是明哲保身之辈，他们看不到中国的衰弱，看不到中国人民遭受的压迫，宁可在安稳中等死，也不愿意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事情。

退党或者被开除党籍的早期党员，并不代表他们就背叛了组织，有的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不愿意接受组织的教育而改正，也有的是迫于形势的需要选择了退党。

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初的领导人。

由于成立之初，我们党在众多的问题上理论不够充足，实践也不够深入，陈独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向了弯路，甚至把中国共产党带上了崩溃的边缘。

陈独秀坚持着自己文人学者的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将工作放在社会的进步上，至于武装斗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而且陈独秀将农民排除在可以联合的对象之外，忽视农民阶级的力量。

这就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想法产生了分歧，比如毛泽东。

事实也证明陈独秀的想法是错误的，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由于我们党不重视自己的武装，没有依靠农民阶级的力量，因此险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陈独秀也因此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最终在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党籍。

但是开除党籍后的陈独秀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1932年，由于陈独秀仍然身份特殊，因此被捕入狱，1937年才被释放。

出狱后的陈独秀选择了隐居山野，著书立说，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与世无争，1942年在四川病逝。

刘仁静也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前也积极领导革命工作，但是大革命失败之后，陷入了悲观主义之中无法自拔，最终在1929年被开除了党籍。

开除党籍之后，他也选择明哲保身，不谙世事，一直安稳度过了十年对峙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刘仁静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于是他在1950年在《人民日报》中承认自己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

罗章龙在六大之后逐渐从事分裂党的活动，因此被开除了党籍，后在湖南大学任教。

谭平山被开除当即确实比较冤枉，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杀选择流亡海外。

1927年11月，中共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其开除党籍，但是他并没有放弃革命活动，后来一直在参加进步运动。

背叛党组织，出卖同志，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八人，这八人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中就有沈玄庐、张国焘、陈德荣、吴雨铭、宋介、张国恩、陈公博以及周佛海。

这几个人的下场都不好，命运也给了他们最公正的审判。

沈玄庐背叛方组织之后担任了国民党要职，最终被刺杀身亡；张国焘在1938年逃往武汉投靠国民党后，试图布下天罗地网想要抓住中共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但最终没能成功，新中国结束之后，张国焘逃往香港，最终于1979年在加拿大病逝。

陈德荣与吴雨铭后来投靠国民党，但没有担任要职，陈德荣后来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吴雨铭没有逃走成功，并于1949年向人民公安自首，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病逝。

宋介、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背叛党组织，还背叛了民族和国家，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汉奸，都没有一个好下场。

革命虽然艰苦，但是这样的环境就像是大浪淘沙，将那些污泥浊水荡涤干净，这样革命队伍才能长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和林伯渠四位自始至终都坚持着最初的理想和初心，他们是见证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革命成功的伟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从最初的58人，到后来的4人，能够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革命的残酷和艰辛，让有些人越挫越勇，也让有些人望而却步。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唤醒了无数国人沉睡的灵魂，却在革命的道路上，一个犯了错误，一个为了革命牺牲。

革命的残酷如今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一串串文字，当我们了解这段历史，重新认识他们所面临的时代抉择，才会体会到革命先辈是多么的不容易。

为什么说国家的希望是青年，国家的未来是青年的未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五四运动”中走来的青年学生，他们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他们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中坚力量，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国家的希望。

理想和现实之间，永远隔着一条曲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牺牲，有无奈，有坚持，无数人的生命定格在了30多岁，革命者们前赴后继，胜利从来不是靠人数取得的。

从苦难走向辉煌，从最初的58人到新中国成立时的440万党员，从一个手无寸铁的党，到指挥百万雄师的组织，毛主席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