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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涛叛变是在红军最危险的时候，副排长王义勋扛着炸药包，从尸堆里爬出来。
那天他才21岁，张涛是军长，是他顶头上司，两人就隔着三公里，一个投降了，一个杀出重围。
十年后，一个在中南海参加授勋仪式，另一个，躲在湖南乡下，不敢提起自己当年穿过红军军装。
张涛升官很快，叛变更快
张涛是土匪出身，打过湘军，后来进了红军，生猛、敢杀人、胆子大，1933年，直接升任红十七军军长。
这一年他32岁，红十七军是在湖北通山成立的，是当时鄂东南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他带兵有两把刷子，跟国民党打游击，用的是湘军那一套，灵活、狠毒、看天吃饭。
但他也有致命缺陷，自负、听不得劝，战术上老想搞一锤子买卖。
政治上不信那一套红色教育，部队里很多政工干部都记得他的一句话：“我管打仗，不管说话。”
1933年秋天，张涛带兵在木石港打了个胜仗，敌人一个整连全灭，俘虏30多人。
但胜利之后，他做了一个致命决定：在当地扎营休整七天，庆功，政委方步舟不同意，张涛一句话回过去：“兵打完仗就得吃肉，不然跑了。”
这句话，是军长对政委说的，现场没人敢吱声。
敌人情报比他们快，第五天夜里，敌军三面包围，炮火从北山坡打过来。
红十七军还在杀猪、熬粥，根本没做好战备，他们被迫连夜转移，急急忙忙，兵散马乱。
这时候，副军长叶金波提出往南突围，但张涛坚持向东，说敌人不可能来那边。
结果刚走两公里，遭遇伏击，叶金波中弹，三根肋骨断裂，撤退过程中失踪。
张涛从这天起开始动摇，他不是害怕，是开始怀疑这个“革命”是不是能赢。
王义勋扛着炸药包冲了出去，谁也没拦住他
王义勋1931年参军，那年21岁，个子高，眼神直，没人教他战术，他就自己盯着连长、排长怎么打，打完后复盘，入伍一年，直接升副排长。
他跟着红十七军一直打到了王文驿，1933年年底，红军原地待命，敌军突然从天而降。
雪下了一整夜，部队被冻在山沟里，枪管上都是冰，机关枪打不响，王义勋清楚记得，是张涛下的命令，命大家在原地不动，等待“上级调令”。
实际是上级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电台早就坏了。
敌军先把东边的山口封死，接着派小股兵力佯攻西侧，张涛还在等“后援”，敌人主力绕到了后山，炮声三响，整个指挥所塌了半边。
王义勋那时候就在山腰，班长被炸飞了半边脸，连长中弹不能动，他把通讯兵的炸药包背在自己身上，往山顶冲。
他什么也没说，就冲了上去，炸药包在腰间晃，弹片把他大腿划了个口子，他没管，敌军阵地在山顶第二道壕沟。
冲上去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三个兵，到了壕沟前，他把炸药包往敌军机枪阵地一扔。
爆炸把整个壕沟撕开，他身边一个兵倒下，另两个死死跟着他。
他们就这样撕开了一条血路，三十多人突围成功，他带出来十五个。
这一仗之后，王义勋什么也没说，他只说了句：“军长呢？”
没人回答他，张涛已经不在战场上了。
张涛脱下军装，换上皮靴
突围那天夜里，张涛没在队伍里，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政委方步舟也没找到，副军长叶金波被炸伤，后来失踪，整支红十七军，只剩不到两百人零星散落山中。
一个军，打没了，张涛没回组织，他带着几名贴身警卫，穿过通山，往湘西走。
途中他剪掉了领章，把军帽烧了，警卫问他：“咱们回不去了？”他没说话。
第三天，他们借宿在一个猎户家里，张涛整夜没睡，火塘旁边的猎狗咬着骨头，他坐在角落，盯着窗户。
身边只有三个人，他在想，自己是不是赌输了。
他不是不忠，他是看到了失败，看到了这支部队的尽头，看到了自己可能也会死在下一场冲突里，像叶金波一样，尸骨无存。
张涛不怕死，但他怕白死。
第四天清晨，他换上猎户的旧棉袄，把枪扔进山沟，独自下山。
到了岳阳，直奔保安司令部，登记口供，说自己是红军“叛逃人员”，愿意带路剿匪。
他说话利索，逻辑清楚，报的地名、部队番号全对，司令部的人一听，眼睛都亮了。
很快他被送往特别审查科，三天三夜的盘问，他没慌。
交代清楚自己“参加红军的被迫经过”，说得滴水不漏，连自己的母亲是如何被红军“拉壮丁时惊吓致死”都编了一段。
这一套，他说得像真的，没人拆穿他，其实也没人想拆穿他，国民党那时候缺人，尤其是了解红军内部情况的。
他被安排进地方保安团，任营长，编入第八保安纵队，驻扎在常德。
穿的是新发的国军制服，皮靴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一双德国货，五块大洋。
他爱干净，每天早晨都要擦靴子，有人背后叫他“张光面”，他听见了，但不恼，他说：“当兵的，不整齐，就是土匪。”
几个月后，他手里已经有了一个营，带枪170条，他不亲自带队，只调度，出任务时他永远在最后，前头死伤他不问，后头调令他亲批。
他像个军人，但从不和士兵谈“信仰”，有人提共产党，他一句话：“别说那些，打仗就行。”
1937年抗战爆发，他所在的保安团被整编，他主动请调，申请去前线。
申请被驳回，他急了，找旧识疏通，被告知：档案不明、身份有疑。
原来他在登记时改了名字，“张高寿”的身份没有从中央备案，成了黑户，他想回头补材料，才发现旧日部下一个都联系不上，大多数死了，剩下的怕他。
他在一次酒席上说：“我当年也跟毛委员同吃同住。”场子一下安静，他酒还没咽下去，几个参谋就借口离席。
张涛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之后那场酒，他一口没动。
他明白了，自己再也上不去了，身份不干净，嘴也不干净。
他没再提调动，没再提红军，就在地方混了下来，低调、谨慎、躲着风头。
王义勋站在授勋台上，没提张涛
突围之后，王义勋回到通山，他的腿伤没好，全是脓，他不肯住卫生所，怕敌人发现，用树皮和盐水包着，死咬着牙。
部队重组后，他没被调走，他带新兵，训练、扫荡、反包围。
1934年，他升连长，红军番号改编，他没换，他说：“这是死里逃生的部队，不能没了。”
1935年，他参加长征。腿还在隐隐作痛，翻雪山时，他没爬上最后一个坡，是后边的兵推他上去的，他说：“别废话，往前走。”
到了延安，他先去抗大，后入党，一直没提王文驿的事，没人提，他也不说。
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边区打鬼子，枪法准，命硬，腿伤发作也不下火线。
1943年，他在河北一次伏击战中中弹，打穿了肺，没死，躺了三个月，又起来了。
建国后，1955年，北京授衔，他穿着整洁军装，站在中南海门口等叫号，叫到“王义勋”，他走上前一步，少将。
站在授勋台上，他仍一言不发，记者来问，他只说一句：“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不该太多话。”
他没说张涛，也没人再提张涛。
一个在中南海授勋，一个在乡下喂猪
张涛1949年没跑，他回湖南祁阳，在乡下做了村长。
他申请入党三次，都被拒，他写的入党申请书里，只写了“参加红军多年”，却没写王文驿，他以为没人记得，但组织记得。
1960年，他在家中去世，没有追悼会，没有哀乐，遗像是他自己年轻时拍的那张，穿便服。
王义勋1987年离休，晚年在武汉写回忆录，王文驿战斗那一段只写了七个字：
“我那天没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