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是我，陈锡联。那个棘手的“帮忙”事儿，已经搞定啦！电话那头，陈锡联的声音透着股子兴奋劲儿，让杨勇不由得一愣，连忙追问：“啥？你重新说一遍，我没听清。”
陈锡联兴奋地跟我说，新疆那四个人的事儿已经完全摆平了，懂了吧？全给逮住了！他又特地强调了一遍。杨勇一听就明白了，挂掉电话，心里美滋滋的，哼起了“洪湖水浪打浪”的小调。
1966年那场政治风波一起来，杨勇就突然被不明不白地抓走了，接着又被送到了石家庄的农场。后来，他不小心摔断了腿，这事儿让周总理知道了，总理特地派了专机，把他从农场接回北京看病。养病期间，杨得志邀请他去青岛休养，于是杨勇就去了青岛疗养。
没有官职，也没活儿干，杨勇每天就闲着，跟家人玩玩牌，出去溜达溜达。虽说日子过得挺自在，但杨勇心里可不踏实，他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时刻惦记着党和国家的以后呢。
1972年，陈毅的追悼会办完后，好多老领导都重新得到了重用。多亏了周总理的关照，杨勇被调去沈阳军区，当上了副司令员。不过他在那儿只干了半年，就又被提拔为新疆军区的司令员，并且在新疆一干就是四年。
这十年里，杨勇到处奔波，现在事情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果，他当然非常开心。
新疆地方大，部队的领导们聚在一起挺费劲。所以，在陈锡联打来电话的那天夜里，趁着军区常委会还在进行中，杨勇就拍板决定，会议提前收摊。他还特地叮嘱，不管谁的命令，不经过他本人点头，谁也别想调动部队。
过了五天，杨勇接到任务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说是打招呼会。让他纳闷的是，会上没怎么说到怎么批评那四个人，反而一直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回到新疆后，杨勇发现新疆的工作重点跟中央是一个调子。于是，他让秘书给中央办公厅打了个电话，问问这事儿该怎么办。
不久，中办给杨勇明确回了话，新疆那边的工作重心也调整到了揭露批判那四个人上。
虽然新疆那边的工作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但在北京这边，还是有人不赞成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杨勇得知这消息后，打算到南边去放松放松，正好借这个机会出去走走，跟几位负责的领导聊聊，看看能不能快点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要让邓小平重新出山工作，咱们得想办法，既不能局限于小圈子，也不能大张旗鼓地开公开会。得在适当的范围内做点舆论铺垫。
搞定新疆那边的事儿后，杨勇就先奔北京去了。罗瑞卿一听杨勇打算去南边，非要跟着一起去。他们俩合计好后，就找陈锡联要了个私人飞机，拉上韩先楚，仨人一块儿飞武汉了。
杨勇和罗瑞卿在武汉呆了十来天后，转程去了广州。广州军区那时的司令员许世友，一听说杨勇到了，就立马安排在自己家里摆上一桌，请杨勇全家来一块儿吃个饭。
在南方那几个月，因为湿气太重，杨勇的腿伤老是隐隐作痛，所以他好一阵子都得靠着拐杖到处忙活。有一天，杨勇拐着拐杖走到许世友家，许世友见他这样，就装模作样地板着脸问：
你在我这儿摆什么资深架子呢？
讲完后，他俩立马就笑开了。说实话，许世友和杨勇早就很熟了，只要有机会碰头，他们俩就爱逗逗乐子，闹腾一番。再说许世友比杨勇年长，他才不管杨勇腿上有没有伤呢，反正别想在他面前摆老资格。
许世友请客，总是挑些家常便饭，但用的盘子却比一般人家的要大出不少。最关键的是，餐桌上肯定得有茅台酒。不过呢，杨勇在60年代的时候，不幸患上了过敏性肠炎，这酒是没法喝了。许世友也挺理解，从不硬劝他喝酒。
“你要是不喝，那我就自己喝了。”
两个老伙计边啃着饭边唠嗑，杨勇就聊起了这些年自己碰到的事儿，还有这阵子为了给邓小平帮忙四处跑的经过。许世友一听，直接跟杨勇说：“我那帮子弟兄们都上山搞野外训练去了，就是说，你这事儿，我力挺，没问题！”
有了许世友的帮助，杨勇和罗瑞卿跟广州的好几位老朋友碰了头，大家伙儿都琢磨着得赶紧让邓小平同志出来。之后，杨勇和罗瑞卿一块儿去了汕头、湛江那些地方看看。等罗瑞卿离开后，杨勇自个儿在海南过了个年。
杨勇在海南待了一阵子后，就开始忙工作了。他整理了一下最近了解到的情况，然后跟叶剑英说了他和罗瑞卿的看法，觉得中央应该开个工作会议，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没过多久，杨勇急匆匆地回到北京，参加了个工作会议，之后还特意跑到西山去探望了邓小平。在所有中央大领导里头，杨勇就数在邓小平面前最放得开。因为特别敬重邓小平，杨勇一直以来都是管他叫“邓政委”。
红军那时候，杨勇就已经听说过邓小平的大名，而邓小平也对杨勇留有深刻印象，只不过那会儿他们没怎么打交道。抗战胜利后，杨勇这才正式在邓小平的手下干活。跟着邓小平，杨勇带着部队打了好几场大仗，每次都干得漂亮，赢得了邓小平的连连称赞。
1947年那会儿，刘伯承和邓小平带着队伍长途奔袭，一下子冲进了大别山。紧接着，杨勇也带着他的人马赶到了大别山。他们在那里辗转战斗，跟敌人争夺江淮地区，还想办法拿下中原。到了淮海战役那会儿，杨勇他们负责挡住黄维兵团，给战役的成功立下了大功。
新中国快成立那会儿，中野部队改名叫二野了，刘伯承当了司令员，邓小平呢，就成了政委。说到挑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这事儿，本来杨勇在打仗指挥上不是最出挑的，但他有个大优点，就是特别会团结人。就因为这点，邓小平最后拍板，决定让杨勇来当这个司令员。
抗美援朝打完回国后，杨勇就成了北京军区的头儿，邓小平呢，那时候已经去了中央干活，他们俩还是经常打交道。到了那十年动乱的时候，邓小平又一次被批斗，杨勇却始终记得“得按中央的规定来”，硬是不参与“批邓”的风潮，把新疆那边“批邓”的压力也给扛住了。
在特定的时段里，杨勇在新疆军区共召集了21次军区常委会，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些会议竟与“批邓”毫无关联。期间，杨勇多次私下对其身边的同志表达：“打倒小平同志的想法，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杨勇重返新疆。不久后，他接到中央通知，准备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朝鲜进行访问。在出国前夕，杨勇再次与罗瑞卿会面，两人私下里关在房间里深入交谈，重点讨论如何让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
原本杨勇打算等回了国，再去探望邓小平，但王尚荣提议说，走之前去更好，要是朝鲜的同志问起，他也好有个交代。于是，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杨勇接连两次去探望了邓小平，对邓小平的身体状况也有了大致了解。
到了朝鲜，跟金日成他们这些领导人聊天时，他们特意问起了邓小平啥时候会重新出来工作。金日成说，他跟邓小平见过很多次，觉得邓小平很有本事，政治上也很老练。
回国后，杨勇给中央汇报时，特别提到了朝鲜方面对邓小平所关心的事情的看法。
杨勇因为要在北京参加会议，所以第三次去探望了邓小平。在那之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与会人员全都赞同让邓小平恢复原职的决定。没多久，十一届一中全会也开了，邓小平还被选为了中央副主席。
杨勇费了好大劲，忙活了将近一年多，为的就是让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这功夫总算没白费，事情有了着落。
水新营讲述邓小平与杨勇的深厚战友情在2018年第四期的《世纪风采》杂志上，水新营详细描绘了邓小平和杨勇两位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篇文章中，水新营通过生动的笔触，展现了邓小平和杨勇在战争年代并肩作战、共同经历风雨的历程。他们不仅是战场上的战友，更是生活中的知己，彼此间的信任和支持成为了他们共同前进的坚实后盾。文章中提到，邓小平和杨勇在军事上有着极高的默契，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生活中，他们也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邓小平和杨勇之间的将帅情深，以及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这份情谊不仅值得我们铭记，更应该成为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