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珊，据《命理探原》记载，先生生于清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五日（1881年9月8日）。其家世居扬州南乡袁巷，本是医卜世家，家学渊源。其父开昌，字昌龄，除深谙经术，更旁通诸子百家，尤精医术，后寓镇江城西，以医为业，著有《医门集要》、《养生三要》等，并辑有《中国历代卜人传》一书。据《中国历代卜人传》序中所载，此书本是袁开昌所辑，后由袁树珊校订，可见袁开昌亦精通卜筮之术。叔父开存，字春芳，亦精医术。
堂兄桂生，名焯，是民国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不仅是我国开办中医教育的先驱者之一，还是我国实行中西医结合最早倡导者之一，清末曾与同仁创办《医学扶轮报》，并著有《桂生丛堂医案》。袁树珊幼承庭训，学究岐黄，尤精命理，是闻名海内的医学家、星相家。先生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袁树珊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并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大攻读社会学。学成归来后，袁树珊受到行政院长谭延闿赏识，极欲网罗于门下。
但袁树珊对于功名利禄，其实并不热衷，坚辞其邀，返乡后专心于星相学的研究，并继续以医卜行世。虽然袁树珊先生也算是一个职业的卜人，但他并不迷信，也不四处宣扬星相学之神异。他幽默地说：“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见盛巽昌、朱守芬编撰《学林散叶》第304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命理学大师袁树珊（1881年9月8日-1979年11月11日）
袁树珊著作
一、为孙中山、蒋介石看相 。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说孙“贵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富贵”，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为”的流芳百世之“清贵”。他虽然名声大，但自谦为“薄负时誉，饘粥有资”，意思是徒有虚名，混口饭而已！
民国17年，国民政府曾有意取缔星相医卜之业，这相当于将要砸了很多人的饭碗。当时的江湖术士袁树珊为此写了一本书《中西相人探原》，引经据典，为算命职业和算命先生们辩白。这本书受到了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在星相学界传为美谈，也奠定了袁树珊在星相学界的地位。
南京民国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书法家谭延闿(1880-1930)
但袁树珊曾经说：“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可见袁树珊对人情百态的洞明。
到了30年代，袁树珊不再行医，而专心于命相之业。他的名声很快给他带来了大客户，“利见大人”。最先见到的大人物是国民政府的大员何应钦，何在袁树珊处算命后，非常佩服，向蒋介石推荐。
蒋介石也好奇，就去见了袁树珊。袁的直言批述很得蒋介石欣赏。如此一来，从政界显要，到富商巨贾，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单为荣。自己也能掐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曾派人去求袁算卦，对袁信服后又派专使，重金请袁出山。袁树珊的回答是，“吴威喜则树珊荣，吴威怒则树珊恐”。袁树珊也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师。
二、预告郭岐、马连良命运 。
1938年，南京失陷，某国民党军官睢[suī]团长夫妇、营长郭岐、宗副官等四人，兵败后辗转来到上海。睢团长非常相信命相之学，认为应当就近拜访命理大家袁树珊先生，以得指点。郭岐并不相信命运，经不住其他人劝说，就一同前往。
袁树珊为其他三人看完相后，再看郭岐：“郭先生是军人，到40岁时可升少将师长。后在沙漠中作战，因此战失败，将有性命之忧。不过，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从此一帆风顺，后福可羡。”
四人后来顺利逃离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归队，郭岐不时升调，40岁时升为少将师长，戍守伊犁区精河县。1945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叛乱。郭岐的兵力全部覆灭。战事发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后为敌人救活，于战后交换战俘时，始又归队。后郭岐赴台湾，一生顺利，子女多有所成就。至此，袁树珊之言一一应验。
1949年后，袁树珊移居香港，他也为世人留下了几个著名案例。
袁树珊也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1951年，周恩来派人将马连良从香港接回大陆，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起程之前，马连良曾找人算命卜卦。曾请袁树珊卜算。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
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1901年2月28日-1966年12月16日)
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1966年离世，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
三、最崇拜武训、伏羲 。
袁树珊成名后，也多跟文化人往来，他自书楹联，上联是，“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是，“半日诊病，半日读书。”
袁树珊不爱财，也不聚财。他虽然名声大，但自谦为“薄负时誉，饘[zhān]粥有资”。对于资财，并不为意，他曾有心重修汉司马季主之墓和严君平之宅，“一以发潜德之幽光，一以保固有之国粹”。
清代平民教育家、慈善家武训(1838-1896)
袁树珊有他佩服的人，他最崇拜是武训(1838-1896)和伏羲，一为行乞兴学的圣徒，一为中华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在有了一点积累后，他就学习武训，在家乡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兴办义学。取“袁安卧雪”的典故，学校命名为“卧雪小学”。
学校不收取学费，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后来，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庙改为校舍，创办“伏羲小学”。
抗战期间，袁树珊财力不济，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袁树珊非常愧疚，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亲书“不如武训”四字。可见袁树珊并非一个庸俗的江湖术士，他自有操守、追求。
岁月沧桑，此学校虽几度易名，但至今仍存。
弘医办学他的儿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学算命，他反对说，「我有两套衣钵，一套算命，一套医学，我死后，你把算命这套衣钵砸烂烧掉，继承我的医学。」袁福儒从此不再沾染半点命理，而专心医理，后来留学日本，继续学医，学成而弘扬国医，成为一代医学大师。
袁树珊对命相业的认识，在当时现在看来都堪称公允客观。袁树珊认为，卜筮相术本是中国的国粹，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大量都是卜辞。西周时，管蔡作乱，君臣战栗，周公卜得大吉，众人方敢出兵平叛。孔子周游列国，始得人生真谛，故有“五十而学易”之说。当今之世，人有所惑，最先想到的也是占卜之事。可见，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雅人深致
据时人回忆，先生终年着一灰色长衫，秋冬束一腰带，左侧吊着罗盘玉佩，右侧插着烟管，走路时习惯将两手交叉在背后，儒雅潇洒，落落大方。先生虽以医卜名世，但熟读经史，精通国学，好与士大夫往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谈吐浩浩落落，雅人深致，听者忘倦。诊室悬有一副自书楹联，上联云：“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云：“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可见其心境淡远，自非时人所能测。
据著名学者罗振常为《大六壬探原》一书作的序言中记载，1925年仲冬，他已经是久闻其名然而一直无缘谋面。直到翌年春，经友人鲍扶九之介绍，方于京口（今镇江）得识袁树珊。对袁树珊的学识和著作，罗振常作了高度评价，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对袁树珊“卖卜所入，恒以瞻亲族，济贫困，不事私蓄”的风仪尤加称赞，罗振常说：“余重君之人，较之多君之术，为尤深且挚也。”
一生成就
袁先生既精术数命理，一时名满江湖，但其为人正直，不蓄私财，每有所得，往往倾囊资助族中贫苦，故多为时人所称赞。其得意之作《命谱》出版时，清末状元陈夔龙为之题诗，陈陶遗、沈恩孚、高万吹名士为之题辞作序。书中共评论了历代64个命造，上自春秋时代的孔子，下至清末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乞儿寒士。作者在每个命照后，又附录了相关的大量史实、诗文、嘉言、楹联、轶事、医药秘方，引证书目竟达176种，充分表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深厚根底，也说明了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传世颇丰，命理著作有《命理探原》、《六壬探原》、《选吉探原》、《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原》以及《命谱》、《标准万年历》等；医学著作有《妇科准绳》、《生理卫生》、《诊断汇要》、《行医良方》、《图翼治法》、《针灸治疗方法》、《中医序跋撷英》、《本草万方撷英》和《十二经动脉表》等。
1948年底，袁树珊旅居香港，香港各界，纷纷慕名而登门造访。甚至于不时有台湾政要、富商世贾专请他赴台指点迷津。先生后迁台湾，于1952年仙逝，终年71岁。其子德谦，字福儒，早年留学日本，后侨居美国纽约，开设中国医院，著有《妇科精华》、《中国针灸医药准绳》，1979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66年。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