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胡志红在武汉开了一家灌香肠店。2021年12月11日、12日，赵鹏（化名）接连来他店里两次，共购买了186斤的灌香肠。又过了两天，赵鹏来到店里找到胡志红，称真空包装的香肠没有贴生产许可证号，属于“三无”产品，要求赔偿，并向工商部门投诉。2022年6月，赵鹏到武汉市硚口区法院起诉胡志红，以消费者权益受损为由，要求退还货款7340元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73400元。2022年11月，经过两审终审，法院驳回了赵鹏的诉讼请求。

梳理整个事发过程，可以基本看出，赵鹏的起诉索赔，并非是一般消费者发现自己权益之后的维权之举，而是看准了家庭作坊经营食品的法律漏洞，有意为之的“职业打假”。主动要求用真空包装，就是为了让胡志红自己做的灌装香肠，被认定为预先包装称量销售的“预制食品”；而先买少量看看样子，确定了可以索赔之后再大量购买，也是很多“职业打假人”使用的套路。

现在胡志红在包装上全部贴了黄色标签

“职业打假人”究竟是善于运用法律，勇于维护消费者权益，还是以打假之名行敲诈之实，扰乱市场秩序，多年来一直有争议。很多时候，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而在这一类的诉讼中，原告虽然看上去在法律上占理，但往往得不到舆论支持，就是因为背离了常识常理。

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种民间美食琳琅纷呈，有些成为了民俗和传统，已经成为了“非遗”，而很多这类食品，都跟灌装香肠一样，具备节令性，难以长期、标准化生产。但每到过年过节，却又是家家户户都想囤一点的美食。经营这类食品的商家，往往是勤勤恳恳靠双手做出口碑，赢得信任的手艺人，购买的人往往对这类食品也更为包容，只要料足好吃，质量有保障，包装如何，大家往往并不太在意。所以，拿这样的问题来起诉索赔，会被认为是“找茬讹人”，也是非常自然朴素的社会心态。

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凡事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包装有明确的规定，经营者被抓到了漏洞，购买者主张自己权益受损，那么，法院的裁决无疑成为是非公正的最权威的标准，不仅对于胡志红而言意义重大，对于很多同样经营这类自制食品的商家而言，都是一种参考——如果这样的情况都能索赔成功，那对于小本经营的人来说会有多大的损失？这生意还能不能做得下去？

胡志红在门店卖手工香肠

而此次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对于常识常理的尊重。法院认定香肠属于现场制售食品，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散装食品”，真空包装是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并非预先包装，不属于预包装食品。同时，原告也未有证据证明所购香肠存在其他食品安全问题，或因食用香肠受到实际损害，所以，索赔无据，予以驳回，合情合理，大快人心，不让法律成为“讹钱”工具，保护了社会良善共识。

近年来，常有这种作坊类食品被诉“三无”的案例出现，此前，“重庆女子卖150碗熟肉遭索赔10倍”一案，因法院判决卖家10倍赔偿而引发轩然大波，就是因为判决虽然符合法律条文，但可能与常识常理不符。在人们印象中，家庭食品作坊并不是成规模的厂家，产量有限，顾客群相对固定，而这口家常味道，又寄托着很多人的情感和惦念，带有草根情怀色彩。所以，类似的案件在判决时，都应更为仔细判断涉案食品的类别属性、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加强还原事实、释法说理的力度，不管是赔还是不赔，都要站得住脚、服得了众才行。

法律是有其局限性的，尤其在世界快速变化的当下，社会发展的速度往往会快于法律成文，所以司法者适用法律更应重视，在尊重常识的基础上，将案件事实与法律条文相链接。唯有尊重常识常理、遵循客观规律、倾听并回应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合理期待，司法的正义性才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共同认可，人们的法治信仰才会更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