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夺取天下没有不发生战争的，即使武王伐纣，“以天下之仁讨伐天下之无道”的昏君商王纣，也是“流血漂杵”，况乎他哉？

但老子却说只有“无事”才能“取天下”，难道他有“取天下”的秘笈？

是的，拥有天下和赢得民心的秘笈就在“无事”二字上，朱元璋只用了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惧之”这一招，就“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到一年就心定神闲，“朕心减恐”了，故称《道德经》为“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

并且这样“取”得的天下没有劳民伤财的战争，没有血流漂杵的屠戮，相反，全是心悦诚服的向往，天下归心的喜悦！

“以无事取天下”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全文如下：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昏；人多伎巧，而法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本文重点只讲“以无事取天下”，本章其他内容根据需要略作简要说明。

本章“取天下”的“取”，今人多释为“夺取”或“治”。训“取”为“夺取”或“治”的根据何在？最早这么理解的大概是河上公，蒋锡昌等人赞成这一解释，他以《尔雅.释骷三》为证说：“取，为也”，并以《国语》“疾不可为也”为例说：为，治也，攻取也。

这样的解释被西汉以来不少注解者所接受，然而他们以普通字训特殊字，再加上他们先入为主的理解偏好，只好强行训“取”为“治”，为“夺取”。

事实上，历史上许多注解者的注本，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强取豪夺与老子的“无为之治”截然相反，比如张道陵、王弼、唐玄宗、成玄英、杜光庭、宋徽宗、苏辙、王雱、林希逸，直到吴澄、明太祖等等。

历史上还有不少人直接对河上公的解读提出否定意见，比如吕惠卿、憨山德清等，憨山大师说：“旧注‘取’字训‘为’，摄化之意。应如《春秋》取国之取，言得之易也。”

古棣、刘笑敢等人则以《诗经》《左传》《论语》《广雅》等类书为证，考证“取”字不可作“治”“夺取”来理解，更主要的根据还是老子思想本身，因为老子主张“无为”，“夺取”则明显违背“无为”的基本思想。

此前，曾做过多篇关于本章章旨的解读文章，关于“取”的相关解读大致如下：

先说“取”，本义是割下左耳，原指割取敌人首级或左耳以计数献功，也用于攻击、夺取。后人在理解“取天下”时，不加分辨地联想到武力攻夺。

但古籍中的“取”字多有“投诚”“归附”之意，比如《左传·昭公四年》：九月，取鄫。注曰：因叛而来，故曰取。就是说“鄫”这个地方不费一枪一卒，因投诚而来，故用了个“取”字。

《左传·襄公十三年·经》、《宣公九年》等多有“取”某地的记载，并有明确标注：动用大军曰“灭”，不占领土地曰“入”，归附曰“取”。

所以，本章的“取”是赢取、赢得，而“取天下”就是“赢得民心”，“民心”是老子“无为”思想之根本——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

再说“天下”，老子语境下的“天下”既有宇宙、“普天之下”等方位概念，比如：“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等等。

但更多的是指“天下人”、”百姓“、“民心”，比如：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不以兵强于天下；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执大象，天下往；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等等。

所以，“道治”条件下的“取天下”只能是赢得天下民心。“以无事取天下”，就是说，只有奉行清静无为的“道治”，才能赢得天下民众的拥戴。

显然，老子所说的“取天下”不是“有为”的武力夺取天下，而是君王有道“无为”顺乎民意，故能赢得天下民心。

因此，“无事”特指权力不滋事侵民，而“取天下”是取得民心、赢得天下，并不是依靠武力夺取天下，那是“有为”的明显特征。

所以老子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要想以“有为”的暴力手段来赢得天下，那是办不到的，所以只能“以无事取天下”。

所谓“无事”，就是权力“能顺应百姓之自然发展的意愿”，“清静”而不扰民；“无为”就是约束权力不侵夺民利；“无欲”就是少私寡欲，不因贪占而发动战争。

只有这样的”无为之治“才能实现“我无为”而民“无不为”，即本章最后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之目的。

圣人“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不侵扰天下百姓，才能让百姓自由发展；圣人清静不以兵强天下（百姓），百姓自有正气；不生事造作，能给百姓创造自由发展空间，百姓自然富裕；圣人少私寡欲，百姓自然淳朴。

“我”“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是前提，“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结果。

举个例子，相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属于“无为之治”，它就能带来“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结果。但我们该如何解释道德沦丧、物欲横流、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呢？

其实，那样的结果不能怪市场经济本身，只能在“我（权力）”身上找问题：“我”无为不与民争利了吗？我清静不“天下多忌讳”了吗？我无事而不“有以为”了吗？我“欲不欲”了吗？

如果“我”这个前一塌糊涂，又何来“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结果？

为何要以市场经济理论为例？因为这个理论源于老子的“无为”思想，看看清华大学韩秀云教授在《推开宏观之窗》中，是怎么解释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

国王您只要为人民打好更、守好夜、管好治安，让人民心无挂碍，其他事您就交给市场吧，人民会自动发展，社会财富会自然积累，人民只想发家致富，谁敢冒险踩红线而自找麻烦呢？

我估计，韩秀云并没有读过《道德经》，但她对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解读，与老子的无为思想完全吻合。

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说：“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就源于老子的“无为”思想。”克拉克的说法并非孤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所以，“以无事取天下”是指自然而然地获得天下，是没有战乱和重大损失的水到渠成的获得得，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

“无事取天下”的思想在《道德经》中，正反方面的论述都有很多，思思一以贯之，比如“执大象天下往”，“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邦利器不可以示人”，“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等等。

之所以主张“以无事取天下”，老子已经自问自答了，他说：“吾何以知其然也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昏；人多伎巧，而法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

这三句话分别是对“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正面回答，就是说：老子把“以正治邦”和“以奇用兵”当作否定对象来论述的。以前曾写过相关文章（“以正治国”与“以奇用兵”，都不是道治，因此都是国之贼”等）。

孟子赞成“以无事取天下”的主张，他在《盂子·梁惠王上》说：“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就下也，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此言与老子“执大象，天下往”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