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发表，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部战略巨著不仅在中国内部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日本的政界和军界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然而，尽管日本的高层和名流们纷纷阅读，他们却始终无法真正信服其中的观点。直到战争结束后，朝鲜战争爆发，他们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论持久战》的预见性和深刻性。
1938年7月，《论持久战》首次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发表。仅仅两个月后，日本四大综合杂志之一的《改造》也刊载了部分内容。然而，这次翻译并不完整，仅刊登了29个小节，占全文的四分之一。那些论述中国优势、抗战合理性以及日本战争侵略性和不利因素的部分被刻意删减。当时的日本舆论普遍鼓吹“日本必胜”，任何提及日本可能失败的观点都被视为禁忌。
1938年11月，日本五大全国性报纸之一的《读卖新闻》也发表了对《论持久战》的评价。然而，点评者彭芝丈夫却故意歪曲了原文观点。毛主席在文中指出，敌人想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个城市并连接日本本土的难度极大，但彭芝丈夫却将其曲解为日本要构建一条连接兰州、武汉和广州的战争战线，完全背离了原文的意图。
到了1939年，《东京朝日新闻》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承认抗日战争进入了持久战阶段。此时，《论持久战》中的许多观点已经得到了验证。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确实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战，这使得一些舆论不得不正视现实。然而，这种觉醒并未立即改变日本高层的态度。
在政界方面，日本高层对《论持久战》的态度依然漠然。中西功，这位曾服务于日本后来为中国效力的双面间谍，在阅读了《论持久战》后，曾委婉地向高层汇报了日本可能战败的可能性。然而，他的建议并未引起重视，反而被当作杞人忧天。
百团大战的警钟1940年和1941年的百团大战给日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才让日本意识到有必要深入研究《论持久战》。然而，直到1944年1月，日本才全篇完整翻译了这部战略著作，并在开篇无奈地表示“虽然时间略迟，但仍加以翻译”。可见，日本对《论持久战》的重视程度是随着战争的溃败而逐渐加深的。
战败后的反思1945年日本投降，而他们对《论持久战》的研究却始于1944年。这种滞后反映了日本高层对战争的盲目自信和对中国抗战能力的低估。尽管他们早已知晓中国的抗战方针，却始终不愿、不能也不敢相信中国能够坚持到底。然而，这种轻视并未改变战争的最终结局。
阳谋的无可逆转《论持久战》是一部公开的战略著作，人人都可以阅读，但它的预见性和深刻性却是基于中国现状和日本弊病的综合判断。毛主席在文中点明了主要矛盾，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可取，这场战争注定是艰难的持久战，而胜利最终属于正义一方。这就是阳谋，即便明知结局，也无法改变事情朝着既定方向发展的趋势。
伟人的战略远见《论持久战》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还预见了战争的结果。毛主席的战略远见和深刻洞察力让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经典。无论日本如何轻视或歪曲，都无法改变《论持久战》的真理性和最终胜利的必然性。这正是伟人及其著作的厉害之处，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