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乌兰巴托，苏联红军开始长期驻军外蒙。
所以受此影响，整个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绥远地区的“盟旗自治运动”逐渐兴起。
这场运动不仅是长期以来该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政府矛盾交织的集中爆发，更是少数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深刻冲突的表现。
以德王为首的部分王公贵族在“自治”名义下，实质上走上了国家分裂的道路。
绥远省的设立与分裂
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为遏制沙俄对蒙古地区的侵蚀，维护边疆安全，调整了对蒙古地区的政策。
经济方面，放弃清初的禁入政策，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和“放垦蒙荒”；
政治上，设置厅级行政机构，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有效管理。
据史料记载，在绥远地区，清政府继改理事厅为抚民厅后，又设立了武川厅、五原厅、东胜厅、兴和厅、陶林厅。
虽然这些政策因1912年清政府的垮台而未能完全实施，但却开启了后续历代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强化管控的先河。
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延续了清政府的对蒙政策，并在绥远地区进行了多项新的举措。
1912年4月，设立绥远将军，作为绥远地区最高的军事长官，节制该地区的抚民厅和各盟旗。
民政事务归山西省归绥道管理。
1913年，北洋政府决定在西北地区推行“特别行政区域”制度，成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行政区，明确规定这些区域的行政事务由绥远将军负责。
这一举措将内蒙古各蒙旗划入省级地方行政区域，加快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结束了近20年的军阀混战，中国恢复了形式上的统一。1928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军政时期”的结束和“训政时期”的到来。
国民政府为了便于统辖境内区域和整合国家力量，颁布了“训政时期纲领”，决定废除特别区，改设为省。
1929年1月1日，绥远省正式成立。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初衷都是为了改变原有的松散格局，加强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整合国家力量，抵御外敌入侵，捍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在蒙古地区的新举措，反映了改变松散格局、加强内地与边疆联系的意图。
随着大量汉民的移居，绥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
清政府适时调整政策，根据“蒙汉分治”的原则，在绥远地区推行两套管理系统：
通过设置厅县管理移民；
用盟旗形式统辖蒙古族。
此举为该地区的政治现代化与统治模式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绥远特别区的建立，将这一基础进一步扩大，使绥远各县不再隶属山西管辖，从而初步具备了省级行政单位的性质。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虽然结束了军阀混战，但并未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
连年混战导致经济衰败、国防空虚，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盘踞东北，觊觎蒙古地区，蓄意扩大侵华战争。
因此，统合国内政治、经济，加强国防建设，成为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巩固政权，实现国家统一，国民政府号令全国各地“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实现政治、军事、民族的一体化。
在这一背景下，推行建省改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国家统一的印记。
国民政府在1929年设立绥远省，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清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汉民的移居，绥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
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的“特别区”制，虽将热河、察哈尔、绥远设为特别区，使蒙古地区的管理机制步入现代化，但实质上对各盟旗的权力并没有多少削弱。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建省改制，旨在从根本上改变此前的松散状态，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保留“蒙藏院”作为管理蒙古、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关。
1929年成立的“蒙藏委员会”，是中央政府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负责处理蒙古、西藏的行政事项和各种兴革事项。
蒙藏委员会在对各盟旗王公贵族的任免、承继和处理盟旗内部纠纷等方面，具有决定权。
然而，中央政府旨在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进步之举，却遭到了绥远地区部分盟旗王公贵族的激烈反对。
建省改制压缩了蒙古王公贵族的权力空间，损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的“特别区”制，虽然在管理机制上有所现代化，但对各盟旗的权力并没有过多干预。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建省改制，则进一步稀释了蒙古王公贵族的权力资源，损及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1929年国民政府宣布建立绥远等省之时，社会舆论普遍持肯定态度。
特别区体制已落伍，建省改制管理模式先进，可以改变蒙古落后状况，便于将内蒙古纳入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的序列。
社会舆论认为，建立省制有利于国家整合和便于管理，能够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蒙古王公的自立企图
在国民政府整合国内资源、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初期，绥远地区出现了一股暗流：部分蒙古王公贵族在熏心利欲的驱使下，反对建省改制，谋求民族自治和自决。
根据史料记载，绥远地区部分蒙古王公贵族的自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28-1934年的谋求自治阶段和1934-1936年的谋求自决（民族分裂）阶段。
早在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设大纲》中提到：“对于国内之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觉自治。”
后来这段话被部分蒙古王公贵族利用，他们指责中央政府违背孙中山的遗教，要求绥远自治。
但是孙中山的民族理论和思想强调的是国家认同和各民族的多元一体化，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复兴，而非支持民族独立和分裂。
部分蒙古王公贵族无视孙中山民族思想的精髓，仅选择性地引用孙中山的言论作为支持其自治甚至自决的借口，是断章取义，甚至别有用心的行为。
在国民政府酝酿建省改制阶段，内蒙古王公贵族通过多种途径反对改制，阻挠建省。
1928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察哈尔蒙古人恩克巴图提议取消将热河、察哈尔、绥远改为行省，并提交了《内蒙古及青海自治暂行条例》。
各盟旗代表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提请取消建省计划，要求蒙旗自治和自决的权利。
察哈尔蒙旗代表杭锦寿、鄂索尔、纪伦等赶赴南京，递交设立“察哈尔内蒙古自治委员会分会”的议案，该议案主要内容包括脱离都统统治、自行组织自治委员会、民选政治委员以及归还未开垦或开垦不完全的牧地。
1928年11月，原蒙藏院秘书吴鹤龄、戴清廉受内蒙古各盟旗、札萨克的指派率领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正式拉开了绥远地区谋求自治、自决的序幕。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各盟旗的政治诉求高度重视，责成蒙藏委员会磋商研究。
1930年5月，蒙古会议在南京召开，大会由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马福祥主持，蒙古地方行政制度特别是盟旗体制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
蒙古族代表主张保留盟旗制度，认为盟旗应与省县分治，而内政部和各省代表则主张废除盟旗制度，主张蒙古地方分属于各省政府范围。
会议期间，部分蒙古盟旗代表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机关的要求。
蒙古族代表博彦满都等11人提议设立“内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作为最高政治机关，管辖内蒙古各盟旗；
那达木德等7人则提议设立“蒙古行政委员会”作为蒙古地方最高权力机关，以履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赋予的蒙古自决自治的权利。
与会代表对于这些名为自治、自决，实为独立的提案进行了坚决反对，认为这会迟滞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损害国家的统一。
客观地讲，南京国民政府召开蒙古会议的初衷是为了化解与蒙古王公贵族的矛盾，巩固对全国的统治。
但是这一做法不仅未能化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加速了部分蒙古王公贵族谋求自治、自决的步伐。
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
1934年4月，“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德王担任秘书长，掌握实权。
蒙古地区因此形成了中央政府推行的省县制和蒙古王公贵族把持的“蒙政会”两种权力并行的局面。
“蒙政会”的成立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对蒙古王公贵族的自治要求作出的妥协。
它获得了对蒙古地区蒙族事务的处置权，压缩了省县制下中央对蒙古地区事务的管辖空间，部分实现了自治、自决的目标。
然而，中央政府在成立“蒙政会”时也明确保留了其主权原则，通过派遣“指导长官”来监督“蒙政会”。
由于内部和外部矛盾的加剧，“蒙政会”在1936年2月瓦解。财政危机是导致其速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尽管中央政府承诺拨款支持，但由于日本侵略导致国防开支激增，政府无法兑现承诺，导致“蒙政会”财政困难。
“蒙政会”代表多次赴北平请求解决资金问题，但因国民政府疲于应对日本侵略，未能得到解决。
1936年2月21日晚，百灵庙发生兵变，标志着部分蒙古王公贵族策划的自治运动失败。兵变时间虽短，但对“蒙政会”的威信造成了极大打击，导致“蒙政会”内部严重分化。
最终，“蒙政会”瓦解，部分蒙古王公贵族投靠日本，走上了民族分裂的道路。
德王等蒙古王公贵族的政治野心膨胀，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使得二者迅速勾结在一起。
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为巩固侵略成果，积极扶植亲日派，建立傀儡政权。
其目标是策动内蒙古独立，建立“蒙古国”，以实现其大陆扩张政策。
日本关东军从1933年开始策动蒙古王公贵族的分裂行动。
1933年底，日本特务笹目恒雄秘密会见德王，转达支持蒙古独立的意愿，德王对此表示高兴，并与日本方面举行了秘密会谈。
从此，德王与日本关东军的勾结日益紧密。1934年，日本在贝子庙成立特务机关，并向德王提供武器弹药。
1935年，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将德王作为扶植对象，“在内蒙建立新政府”。
1936年初，德王带着日本关东军组建“蒙古军”、筹建“蒙古军政府”的指令，从伪“满洲国”回到百灵庙。
2月10日，“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德王宣布改元易帜，使用新旗帜。同年5月12日，“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出任总裁。
6月，德王与伪“满洲国”签订《满蒙协定》，承诺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合作。
德王彻底沦为日本的傀儡，成为日本分裂中国、征服中国的工具。
1936年11月，“蒙古军”在日本的支持下，向红格尔图发动进攻，但遭到傅作义领导的绥远省驻军的有力还击。
“绥远抗战”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的胜利，攻占了“蒙古军”在绥东的重要据点，迫使德王向国民政府发出停战通电，至此德王建立“大蒙古国”的梦想破灭。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泛蒙古主义的兴起造成了极坏的民族分离思潮。德王的民族观念在意识形态上充斥着狭隘的地域观念、我族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缺乏国家观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打败俄国，并强行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日本侵略者又侵扰绥远等地区。
而以德王为代表的蒙古反动势力不仅没有同汉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敌，反而引狼入室，助纣为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