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有很多种类型，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权力论》中将其细分为王权、教权、经济权力、军事权力、舆论权力等。

但现实语境中，权力大多会被等同于政治权力。

而对于政治权力，西方自由主义一直视之为洪水猛兽，要想尽办法将其关在牢笼里。

新上任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便宣称：管理从来不会解决问题，相反，它们就是问题本身，要想获得繁荣必须要进行彻底的自由主义改革，让权力尽可能地离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米莱的理论似乎也能形成逻辑闭环，但却总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奇怪之感。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之感的根源其实就来自于人们对权力理解的误区，既把权力单纯等同于政治权力。

权力如水，它讨厌真空，当政治权力后退时，其他权力必定会填补这段空白，这个过程中权力并没有消失，只是在不同形式间转换。

米莱给出的方案本质上讲是政治权力后退，经济权力前进，但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最终能够控制经济权力的一定是大资本（甚至还不一定是阿根廷国内的大资本），在这个权力转化的过程中，没人敢保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繁荣。

各种类型的权力没有哪种天生伟大或天生卑劣，它们应该以怎样的比例、怎样的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从远古时代开始，各地区各民族的人都在就这个问题不断进行尝试，找到合适比例和方式的时候，社会繁荣进步，比例失衡，方式失当时，社会则衰退动荡。

事实上，关于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的权力应该如何取舍的问题，汉代的一场辩论已经从方方面面讲得相当透彻，这场辩论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但有时候，历史的走向本身就是结果。

这场辩论便是发生在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之论，这场讨论的发起者是当时汉帝国实际的最高权力者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在开始讲述这场对整个中国历史都影响深远的大辩论时，我们必须简单梳理一下汉帝国的权力大格局，之所以要加上一个“大”字，是因为要把经济权力也纳入考虑范畴。

汉初的治国理念是无为而治，但如果仅仅考虑政治权力，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把无为而治理念贯彻的最好的汉文帝时期，中央皇权也是在扩大的。

无为而治的本质其实是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以轻徭薄赋的方式将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这种权力下放的初期是全国上下一片祥和的，几乎所有大汉百姓都能从这些好政策中获获利，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文景之治。

为什么即便到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提起文景之治时都会称赞那是一个好时代？因为文景二帝时，汉帝国内部大规模土地兼并尚未开始，文景二帝降低土地税和人头税的红利，能直接派发到一个个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手中。

换句话说，此时的经济权力尚未被大规模集中，所以文帝景帝的让渡出的经济权力大体上被交到了自耕农群体手中。

汉帝国的皇帝开始在经济领域大规模收权是在武帝时代，具体来讲就是武帝搞出了一套极为复杂的搞钱手段，通过算缗告缗从商人身上搞钱，通过祭祖活动从刘姓诸侯王身上搞钱，通过盐铁专卖从全体国民身上搞钱。

这些搞钱手段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收缴民间经济权力的作用，但代价同样巨大，汉武帝的本意虽然是将经济大棒砸向那些拥有巨量财富的富商巨贾和地主豪强，但这所有的政策到最后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砸到了普通百姓头上，结果是百姓破产速度反而加快，地主豪强群体兼并土地的速度反而加快。

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群体虽然在武帝的权力大棒之下瑟瑟发抖，但他们已经在事实上拥有了巨大的经济权力。

武帝孜孜不倦地压榨民间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大跳水，民间凋敝，待到武帝去世，汉帝国的权柄交到霍光为首的辅政大臣手中时，整个国家面临着该向哪里走的问题，这就是盐铁会议召开的背景。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宣布将召集官方与民间所有有识之士进行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大讨论。

代表官方的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民间的群体被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指的是民间推举出来的有识之士，“文学”是在汉帝国官方的学院学习过但仍未在官僚系统中任职的群体。

这场关于国家发展前途的大讨论在开始后不久便进入白热化，且讨论话题被集中在汉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盐铁专卖上。

汉武帝时期，将盐铁（后来还有酒）的经营权收归国有，民间不得经营盐铁生意，由于盐和铁是生活必需品，所以盐铁垄断专营在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政府对民间征收的“暗税”。

盐铁专卖给汉帝国带来的巨量的财政收入，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案都在后面为期四个月的会议中被充分讨论。

盐铁会议之所以精彩，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能想到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能在这次讨论中找到影子。

这次讨论的双方，御史大夫桑弘羊作为盐铁专卖政策的提出者和主导者，自然要为这一政策背书，而号称代表民间力量的“贤良”、“文学”群体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政策。

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间的讨论持续时间很久，涉及面很广，三言两语肯定难以说清，且讨论到最后变成了“儒家”与“法家”的理论之争，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儒家和法家理论的问题，所以我们直接简单概率一下双方关于盐铁专卖对于经济社会影响那部分内容：

桑弘羊表示：盐铁专卖政策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盐铁专卖政策极大地充盈了国库，国家有了钱才能做事。

第二，盐铁是生活必需品，由国家负责专卖，价格稳定，品质有保障，可以避免因价格剧烈波动而导致社会动荡。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盐铁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有一定门槛的暴利行业，这些行业与其交到地方豪强手里，还不如直接留在国家手中，毕竟国家遇到大事时，是不能指望这些富豪们自觉慷慨解囊的，钱还是在国家手中更为妥当。

面对桑弘羊的观点，“贤良文学”们一一进行了批驳：

他们指出：

盐铁专卖虽然价格稳定，但那是高的十分稳定，这是一种明显的与民争利的行为。

至于盐铁专卖给国家赚钱这件事，“贤良文学”们并不否认，但是他们同时指出：

国家通过盐铁专卖从民间收拢财富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层层分包的方式，而每一次分包，中间人都会明里暗里多搞走一份利益，这个传导到了最基层的百姓时，负担已经几何倍增加了，所以盐铁专卖的与民争利，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得一分利，民间失一分利，而是国家得一分利，民间失百分利。

顺着这个思路，“贤良文学”们继续反驳了“豪强都不是好人，国家的钱得攥在自己手里”的观点。

他们指出：盐铁专卖政策虽然目的上是为国家赚钱，但实际运行时，却养活了庞大的利益群体，这些人亦官亦商，能拿出政治权力背书从民间攫取大量攫取财富，这些本该进国家口袋的利益很多都进入了这些“寄生虫”的口中，所以盐铁专卖虽然抑制了民间豪强，但是事实上却养活了大量的官方豪强。

盐铁会议要讨论的核心议题其实是经济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效率与公平。

盐铁专卖本质上讲是政府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它代表的是公平，正如桑弘羊所说：盐铁专卖能够保证这两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因市场波动而造成价格的剧烈变化。

桑弘羊所说的盐铁专卖的好处不假，但是“贤良”、“文学”们给出的盐铁专卖的坏处也所言非虚：行政手段来左右交易则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竞争不充分则价格必定虚高。

另外，权力主导下的买卖，必定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所以盐铁专卖必定会滋生出大量的腐败，“贤良”、“文学”们指出的国家主导的盐铁生意上存在巨大利益链条，甚至养活了一大批有特权的富豪也是事实。

“贤良”、“文学”们列举出如此多的弊端，目的无非是想证明盐铁买卖政府应该退出，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贤良”、“文学”们却故意没说，而关于这个问题，就得从“贤良”、“文学”们的身份说起了。

“贤良”、“文学”们名义上的身份是民间有识之士，但是在那个纸张还没被发明出来的时期，能够读上几本书，拥有一定见识的人都毫无疑问是地方的豪强子弟。

“贤良”、“文学”们反复强调只有回归市场，才能降低盐铁价格，并从根本上解决盐铁专卖领域的腐败问题。

这些理论上没有问题，但“贤良”、“文学”们没说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盐铁生意放开市场化，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一定是谁手上的经济筹码多谁胜利，而当时社会上的普通百姓，那些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甚至是没有土地给别人耕种的佃农，他们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与手上有地有钱，家族子弟有文化，甚至还有成员在朝中做官的豪族群体竞争。

如果盐铁专卖放开，这块利润极为可观的大蛋糕也会快速被豪族群体吃干抹净，它同样与普通百姓没有关系。

彻底市场化的背后逻辑是政治权力退出，一切由经济权力说话，它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假，但它一定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吗？

其实人类历史上这种彻底市场化的社会实验真实存在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北战争后的美国。

美国经济腾飞开始于南北战争之后，代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带领联邦军击败了代表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利益的联盟军。

此后，共和党作为内战的胜利者，有机会将自己的经济政策在全美贯彻，其实这些政策也不复杂，就是自由竞争下的工业化。

在南北战争后的40年里，美国迎来了梦幻般的发展，工业产值超越大英帝国跃居为世界第一，洛克菲勒、摩根、卡内基等富豪轮流霸占世界首富宝座，美国商品由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变为畅销全球抢手货，就连英国的明面上家世显赫实则家道中落的贵族们都热衷于将女儿嫁给美国的财富新贵们。

从远处看，这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时代，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却称之为镀金时代。

洛克菲勒们的财富神话背后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美国工人，彼时的美国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无论是世界首富洛克菲勒还是日后的汽车大王福特，他们的财富神话里都有着相似的不光彩的一面：以暴力手段镇压工人运动。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即便贫富差距巨大，但是美国社会的经济效率确实提高了，整体来看，对美国来说还是有益的，这么说对吗？

也对，也不对。

谁都不能否认，美国南北战争后社会财富的极速膨胀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当时间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

自由市场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又是经济循环的死穴，大量财富进入权贵手中便停止了社会流通，理应是消费主力军的普通民众手上根本没有多少钱，穷困的大众们的消费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起高速运转的经济齿轮，所以当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危机必然发生。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调动经济活力的原因是其能保障充分的市场竞争，但是当财富过份集中时，市场经济会被扭曲，巨头们以体量优势完全可以以偏离市场的方式把新兴的小企业压垮，大树底下不但不好乘凉，还寸草不生。

成长为庞然大物后，资本巨头们就会迈出最后一步：控制政府，让政府以行政手段出台对于他们有利的政策，于是强者恒强，新生小企业的路被彻底堵死。

走到这一步我们惊讶地发现，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极限后既不自由，也非市场，更不经济。

极端的市场与极端的控制，到最后竟然如黑色幽默般形成了一种殊途同归的效果，都是少数利益集团把持一切，社会没效率，普通人没希望。

南北战争后，共和党凭借战争胜利之威，竟一度中断了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传统而长期把持白宫。

因为曾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被共和党长期压制。

一度沦为过街老鼠的民主党能够实现逆风反叛，凭借的正是适当遏制资本，打击垄断和保证工人基本权益的适度控制的政治主张。

南北战争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共只出现了3个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总统重点打击的是共和党政客与大资本家们官商勾结的腐败问题，威尔逊总统则对垄断经济的寡头们开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直接大幅借鉴了苏联模式，以行政手段调控市场。

自由市场环境下产生的资本寡头和行政干预下产生的政治权贵究竟谁更高尚谁更卑鄙，这一点其实很难讲。

盐铁会议一共进行了4个多月，其实双方互不相让，并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来，不过从场面上看，是“贤良”、“文学”们占了优势。

这场关于盐铁专卖问题的大讨论最后造成的落地性政策是放开酒类专卖（汉武帝后期酒类也被列入专卖行列），盐与铁继续由官方经营。

主持盐铁辩论的霍光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跟随武帝的30多年里他见过太多的血雨腥风，他明白哪些是好听的场面话，哪些是好用的硬手段，所以尽管“贤良”、“文学”们说得似乎更有道理，甚至尽管桑弘羊是霍光的潜在对手，他最终的选择依旧是适当调整盐铁专卖政策而并非将其彻底废除。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竞争，霍光的选择其实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

霍光作为权臣的顶峰，在他辅政的后期迎来了西汉一朝最后一位明君：汉宣帝刘询。

尽管汉宣帝日后诛杀了霍氏一族，但见识过民间真实的情况的他其实执政理念与霍光是一致的。

当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太子告诉汉宣帝应该多用儒生的时候，汉宣帝刘询把自己一生的政治智慧都化作五个字告诉儿子：霸、王道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