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父亲的回忆录日记，在两次出差的经历中描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费用情况：

一、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日前往石家庄和山西定襄县外调时的花费

1、当时的月工资是33.6元，应该是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工人收入，具体外调用钱小计：借款五十元，自己出资十六元，总计六十六元。

2月25日：乘坐19次特快至石家庄，车费11元1分；中午饭四角；晚餐及日用品花费9角；购买26日早9:05（石家庄至太原）火车票两张共8.2元；住宿拥军旅舍花费一元；太原下车吃饭使用全国粮票六两，花费4.2角。

2月27日从太原到定襄的火车上，购买饼子花费了四角，香烟9.2角，还有六两的饭菜共计6.2角。晚上，购买二两饼子和一道菜花费一角。

2月28日，早餐六两饭菜费用二角，晚餐五两饭菜1.5角。

3月1日，早餐七两饭菜1.5角，下午五两饭菜为3.2角。

3月2日，早餐三两饭菜一角；下午六两饭菜四角。此外，我还购买了一套秋衣裤，共花费12元。

总计下来，我使用了粮票四斤六两，饭费总共为四元二角六分。

当时，主食供应尚需粮票制度调控，每餐菜的费用维持在0.1至0.4元之间，即便在外就餐，月工资也足以覆盖餐饮开销并有余。然而，香烟作为当时的一种享受，每包价格逼近1元，相对于普遍收入水平而言，无疑显得颇为奢侈。至于交通出行，短途火车票价大致在4元左右，但特快列车则需高达11元，显得相对昂贵。至于衣物，一套秋衣裤售价12元，在当时堪称一笔不菲的开销，现今在京东、淘宝等平台上轻松购得的同类商品，价格也就在30余元，更显当时衣物价格偏高。当时棉纺业繁荣、工人收入也较高；但随后众多棉纺厂的破产，也侧面反映了行业变迁与经济转型的深刻影响。

二、保变建厂十周年的资料中摘录了粉碎“四人帮”前的几年内的人均工资数据（年收入），数据如下：

1970年人均518元，

1971年人均536元，

1972年人均535元，

1973年人均552元，

1974年人均572元，

1975年人均533元，

1976年536元。

那段时期，收入水平基本保持稳定，若换算为月收入，大致落在40至50元的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孙贵祯在1981年的月薪为37.7元，这一数字略低于上述区间，很可能是由于他加入工厂的时间相对较短，还是二级工，尚未达到该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

三、1981年10月底到包头出差

1、住宿费4元每天；车费共计22.57元，其中包括保定至包头的火车费18.20元，以及火车旅行中额外支出的餐费（那时火车用餐无需粮票，直接购买即可）；存件费1元，是宾馆建议我们存放包裹以防失窃的支出；还有电报费0.77元，我们从保定出发前向电气分场报到的信息费用。

2、10月29日，粮票四两，费用0.26元。当时用餐惯例是先付粮票再结算饭钱，跨省出差更需随身携带全国粮票以备不时之需。

3、10月30日，粮票再次消耗四两，费用相同，亦为0.26元。

4、11月1日，前往东城区饭馆，每人品尝了5两水饺，费用则升至0.85元。奢侈餐。

出差干活

前往包头的长途交通费，鉴于其遥远距离，当年18元的车费实属合理范畴，而今硬座票价约120元，但相较于生活总支出，交通费用的占比已大幅缩减。反观住宿，昔日4元的住宿费用颇为亲民，现今，一线城市四星酒店动辄400元起，二线城市亦不低于300元，占比相当。餐饮消费方面，昔日每餐0.26元的费用反映了当时状况，换算至当前物价水平，类似餐食价格感觉应该在10元左右，而外出就餐的费用更是今非昔比，昔日的一顿饭钱，如今或许仅能作为小吃的开销。此外，通信成本的变迁尤为引人瞩目。昔日电报的高昂费用，每封近1元，如今已被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的免费服务所取代，这一领域的变革堪称翻天覆地。当前，保变同类型工人的月收入应该在3000至4000元的区间，相较于往昔，收入实现了近百倍的增长。而与此同时，餐饮费用的增长幅度相对温和，未超过50倍；交通与服装等消费领域的变化更是远小于10倍。这一系列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当代社会的购买力和可支配能力已远超往昔，民众的生活质量也随之实现了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