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场上，姆巴佩的激情演绎了一场帽子戏法，法国队也在“绝处逢生”中追平了比分；而梅西则以传射完成了圆梦大力神杯，阿根廷队在点球大战中成功加冕……
这场卡塔尔世界杯的终极之战，其精彩程度远超预期，不仅让足球协会收获了盆满钵满，更使得地产界的老朋友、万达集团的王建林也在不经意间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作为卡塔尔世界杯中国最大的赞助商，万达享有着一级赞助商的特权，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使用FIFA等世界杯赛事活动商标进行营销宣传。
而这样的一级赞助商身份，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实力展示名单”。
为了实现王建林的足球梦想，万达支付了高达8.5亿美元的赞助费用，狂撒了60个小目标。
而作为拥有“商业地产龙头”地位的万达商管的掌舵人，王健林也确实有着狂撒60亿的实力和信心。
在商管领域，万达集团无疑是独领风.骚。
根据万达最新的招股书显示，万达商管在中国和全球的在管建筑面积均排名第一，其在管面积甚至超过了中国第二名到第十名所有在管面积的总和。
而在储备项目建筑面积和在管独立第三方商业广场数量方面，万达同样名列中国第一。
然而，就如同一句古语所言：“几家欢喜几家愁。”
在恒大因巨额债务而传出危机时，许家印被传言要跳楼，而其得力干将、前总裁柯鹏也被带走调查，与此同时，王健林却重新坐回了首富宝座，依靠着雄厚的“轻资产”底蕴，再次成为内地地产界的首富。
在最新公布的胡润百富榜上，王健林的排名同样上升，以1000亿的身价位列第32位。
然而，尽管风光无限，但福祸相依。
曾因巨额债务而走上转型轻资产之路的万达，今日却成功地躲过了一劫。
看似万达沾染了时代的运气，但实际上，背后所隐藏的玄机非同小可。王健林能够重登首富宝座，绝非偶然，而是经历了诸多艰辛和努力。
从负债千亿到“起死回生”，王健林究竟做对了什么？
让我们穿越时光，回到2017年的春天，那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海外资产监管日益严格，国内贷款政策也逐渐收紧，这些因素汇聚成一股风暴，将王健林推向了“滑铁卢”。过度扩张使得万达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现金流几近崩溃，政府甚至点名批评，负债一度超过四千亿，险些倒闭。
幸运的是，王健林选择了“悬崖勒马”。与恒大的许家印不同，他没有选择“拆东墙补西墙”，而是决定将万达的部分项目和股份打包出售，清理资产，实施了所谓的“断臂求生”战略。
2017年6月，万达以2亿欧元的价格抛售西班牙大厦；随后，7月，13个文旅城以及73家酒店被迅速打包出售给融创和富力。接着在2018年，海外资产项目伦敦ONE、比佛利山庄、芝加哥项目等也相继出售，动作之快，令人瞠目。
为了尽快还债，许多资产都以低价出售。甚至有传言称，王健林欠下的4000亿负债中，一半都是林宁帮忙还的。
王健林的“壮士断腕”虽然令资产骨折，但却是明智之举。低价出售的资产为万达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在林宁的支持下，王健林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现金流的周转之下，王健林虽然在商界沉寂了三年，却因此因祸得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轻资产模式。不再盲目扩张，而是专注于资产管理。他将万达商业剥离了所有地产业务，彻底转型成为商业运营企业。
万达的轻资产转型是王健林的又一步正确棋步。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上行期的尾声，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增长时代已成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生意已不再是“稳赚不赔”的黄金时代，而是变成了存在风险的运气生意。
格局一变，万达作为“管理者”永远是赢家，而建房的“施工者”则不得不承担资金盘现金流的风险。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王健林用智慧和勇气选择了适应时代潮流的转型之路。
经过三年的艰苦“瘦身”调整，万达的现金流渐入佳境，地产行业的轻资产商业模式已基本摆脱了暴雷风险的阴影，看似能够坦然面对未来，却不料命运却再次与王健林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刚刚决定“去地产化”的万达将业务重心调整至商业地产和电影院线之际，突如其来的疫情黑天鹅再次将万达推回了原点，迎来了一个充满挑战的2020年。
在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暴跌”或“腰斩”的困境，处境岌岌可危。然而，王健林显然是受到疫情影响最为深重的老板之一。
相较于其他行业“腰斩”或“暴跌”，万达院线所在的影视行业更是“直接清零”，而万达商业也未能幸免于难。
疫情期间，尽管在五六月份疫情逐渐好转，但线下商场门店的客流量依旧急剧下降，人们宁愿在家中安全地通过线上直播购物，而不是冒险外出逛街。这导致了无数线下门店的关闭。
作为商业地产领域的领头羊，万达商业显然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在疫情的阴霾下，整个商业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往积压的负债仍然如影随形，2020年，万达商业需偿还400余亿的负债，对于曾经高喊“让迪士尼二十年不盈利”的王健林来说或许只是一个数字，但对如今收入已然捉襟见肘的万达而言，却是个不小的负担。
主营业务线万达院线的收入清零与万达商业的急剧下跌，与即将上门的各大债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本以为可以稍事松一口气的王健林，在疫情的逼迫下，不得不走出了第三步棋，不仅卖掉地产，还将影视业务拱手让出。
2021年5月，万达集团发布公告宣布已全部退出AMC董事会，累计收回了14余亿美元，仅保留了少数AMC公司股权。然而，伴随着万达退出AMC的是王健林曾经“万达要占据全球电影市场份额20%”的中国迪士尼梦的破灭。
这次出售更多是出于无奈，毕竟电影院线也符合王健林确定的“轻资产模式”方针。然而，站在当下，回顾这一系列的决策，万达被迫出售AMC还债，在疫情的影响下，反而被视为一次正确的决定。
出售AMC的第三步棋，并不完全是王健林的“预判”准确，更多地是侥幸之举，暂时沾了一些时代的运气。
在海外资产管控、国内贷款紧缩以及新冠疫情等多重冲击下，王健林对于万达的经营策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调整——将轻资产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曾经那位豪言壮语“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王健林，如今已然改变了。他开始转向商业地产的管理路线，甚至在地产管理模式上不断降低风险，采用了无垫资的分成模式，坚决不再“背锅”。
万达商管已经巧妙地避开了由房地产投资带来的高负债风险。
根据最新的招股书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万达商管管理的第三方项目数量高达140个，占比达到32.9%；而在196个储备项目中，有几乎90%的项目来自独立第三方。
换言之，许多打着“万达广场”旗号的商场实际上都属于独立第三方的地产公司，只是由万达商管团队代为运营和收取管理费。
例如，去年9月底，奥克斯地产决定将旗下5家奥克斯广场商业运营团队全部交由万达商管管理。
然而，仅仅避免了房地产投资的潜在风险对王健林而言还不够。在租金收入的运营模式上，他也是极为谨慎，坚决避免了加杠杆的操作。
商业地产运营主要有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是商户直接向产权方支付租金，而管理团队则从中抽佣；另一种是管理团队向业主和商户分别收取服务费的委托管理模式。王健林选择了后者，这不仅使得资产运作更为轻盈，同时也降低了风险。
而对于剩余的租赁模式，王健林的做法同样独具匠心：利益分成随行就市，即使在“先买后卖”的租赁模式下，也不需要支付最低租赁费用。
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万达商管在疫情下仍能保持稳健运作，成功实现了“轻资产快进”的商业模式。尽管无法再享受房地产价格飙升的时代红利，但他们成功地摆脱了高负债高杠杆的行业枷锁。
凭借着极“轻”的商业运营模式，在地产行业触底之际，王健林抓住机会用极小规模的现金流开启了疯狂的抄底模式，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商业地产领域大展拳脚。
3月，万达宣布与鑫苑集团合作，成功接手了鑫苑旗下全部商业项目的招商、物业和租赁管理权。
接着在4月，万达又与建业集团合作，接管了其商业地产的运营业务，如今郑州凯旋广场已挂上了“万达广场”的招牌。
同样在4月，北京知名购物中心五棵松卓展的20年运营权也被万达收入囊中，如今门面已更名为五棵松万达广场。
此外，山西田森汇、合肥的一个烂尾楼项目、全国的5家奥克斯广场……亦将更名为万达广场。
然而，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尤其是对于一些“成功人士”的话语，需要两面去思考。
尽管表面上看，万达集团已在地产行业触底之时用自身的轻资产现金流“抄底”，然而实际上，在商业地产取得成功的背后，是王健林对于对赌协议的隐忧。
根据2021年王健林与碧桂园、中信资本、郑裕彤家族等基石投资人签订的对赌协议，万达商管必须在2023年年底前完成上市，否则将需要向基石投资人们补偿或回购。
2022年10月，王健林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万达商管的招股书已经失效了两次，资本市场仍将王健林拒之门外。
因此，与其说是王健林为了赚钱不断扩张万达商管“抄底”，不如说是王健林在对赌协议迫在眉睫下别无选择。
考虑到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港股市场的不利因素，万达商管即便最终上市，其估值也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
对于必须在2023年完成万达商管上市的王健林而言，这场逆势上市注定会面临巨大挑战。
有着足球梦想的地产大亨不止王健林一个。
山东泰山的背后是山东鲁能，深圳队的支持者是佳兆业集团，广州城的靠山是富力地产，而广州队的后盾则是恒大地产……
曾经，中超联赛的16支球队中，有15支的实际控制者都与房地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逐梦足球的队伍中，似乎只剩下了王健林一个人。
有些人错误地将时代红利视为自身实力。
然而，时代红利所带来的资源错位，终究会被迫纠正。
当财富需要归位时，那些多得到的，终将不得不还回去。
在这场你追我赶的地产游戏里，许家印玩得大，而王健林却玩得久。
然而，即使是长久以来以“轻资产”策略驰骋的王健林，在与基石投资人签订的对赌协议下，也终将迎来自己最后的赌局。
距离约定上市的时间已经不足一年，王健林的赌局胜负也将很快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