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大年三十的早晨，不，应该是大年二十九傍晚，老式挂钟刚好敲过五下。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北方超市的购物小票，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团年饭的菜谱。纸张已经被汗渍浸透，边角处泛着一圈淡黄色的油渍，那是去年儿媳擦手时不小心蹭上的。
“娘，我们今年不回来过年了。”儿子电话那头的声音夹杂着2023款共享单车的车锁提示音，听起来有些疏离。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张皱巴巴的购物小票，指腹触到纸张起皱的地方，像是触碰到了一段无法愈合的伤口。我明白，这不是交通不便，也不是工作太忙——是我和儿媳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早就在过去四个春节的厨房里，一刀一刀切出了轮廓。
“煎鱼的时候锅里油太多了，会溅到手上的。”“韭菜要先焯水，不然会有土腥味。”“这个鸡汤熬得太久了，营养都跑没了。”
我的指导如同小刀，年复一年，在儿媳的自尊心上刻下细密的纹路。每年大年三十，我总是从早忙到晚，满头大汗地在厨房进进出出，而儿媳则像个不被需要的帮手，笨拙地在一旁递递筷子、端端盘子。
“明年春节咱去饭店吃吧，方便。”儿媳曾经试探着提议，脸上带着那种欲言又止的表情，手指不自觉地搓着毛衣袖口那个已经松了线的扣子。
“在家吃多好啊，饭店的菜都是色素和味精。”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手里的菜刀在砧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就像是在为我的家规敲定最后的音符。
那个春节过后，儿媳回家时顺手带走了她放在我家的那件驼色针织衫——那件她怀着我第一个孙子时买的、胸前印着一朵小小茉莉花的衣服。我知道，她不会再穿着它走进我的厨房了。
年前，小区门口的核酸亭被拆除，留下一块方方正正的水泥地基，像极了我和儿媳之间那段无法修复的关系。看着老姐妹们讨论子女回家过年的消息，我的心像是被2008年那种老式饮水机里的热水慢慢烫过，既疼，又无处申诉。
转机出现在去年中秋节。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青霉素过敏引起的皮疹让我浑身发烫。儿媳来看我，带着一盒她亲手做的南瓜糕。
“尝尝看，娘，我是按照小红书上的配方做的。”她小心翼翼地说，眼神闪烁着，像是担心我会像评价她的炒菜一样评价这盒点心。
那盒南瓜糕切得不够整齐，有的厚有的薄，但吃起来却意外地好——软糯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桂花香。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她站在自家厨房里，一遍遍试错的身影。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儿媳也在用她的方式，努力融入这个家。
回家后，我翻出了当年陪嫁的那本发黄的菜谱，记忆中婆婆站在身后指手画脚的场景突然浮现。那种被评判的痛苦，如同一把滚烫的铁勺，在我心口翻搅。原来，我成为了当年我最害怕成为的人。
“今年过年，咱们要么一起动手，要么去饭店，AA制。”我给儿子发了这条信息，然后关掉了手机，生怕自己反悔。
大年三十那天，厨房里飘散着各种不协调的香味——我的红烧肉，儿媳的糖醋排骨，儿子的蒜蓉西兰花，还有老伴儿炒得半生不熟的土豆丝。饭桌上，菜品的形状各异，有的焦了，有的咸了，却是我过的最舒心的一顿团圆饭。
儿媳抿着嘴笑，额前的刘海因为厨房的热气微微卷曲，像极了二十年前的我。她夹了一筷子自己做的排骨，放在我碗里：“娘，您尝尝，我放少了一勺糖，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
我咬了一口，酸甜适中，肉质松软，却因为火候控制不到位，边缘有些发硬。但我只是点点头：“好吃，有你自己的风格。”
那一刻，我看到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春节门口那盏刚换的LED灯笼，温暖而明亮。我知道，她会愿意再回来了。
饭后，儿媳主动收拾碗筷，我坐在沙发上，任老花眼镜滑到鼻尖，假装看春晚。电视里的相声演员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段子，观众的笑声却意外地让我感到安心。
窗外，2024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落下，小区的梧桐树枝桠间挂满了白色的霜华。我忽然明白，家不是谁的战场，而是所有人的避风港。过去那些年，我在厨房里筑起的高墙，其实把我自己也关在了孤独里。
今年，我们家的鞭炮声特别响，或许是因为那声音里，不仅有辞旧迎新的庆祝，还有一道无形墙壁倒塌的声音。
“要么一起动手，要么去饭店，AA。”这条简单的家规，让我找回了儿媳，也找回了真正的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