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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是今天的商丘。北宋曾有“四京”，分别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应天府（商丘）为南京，大名府（河北大名）为北京。苏轼在大宋的疆域中的城市可能除了开封、常州、扬州，来得最多的是南都了，主要原因是恩师张方平的缘故，还有一个原因是弟弟苏辙跟随张方平在南都附近任职，其次就是在这里有几个相知的朋友。

苏轼在《祭张文定公文》中曾云：“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苏轼五次拜见张方平的时间分别为：熙宁四年( 1071年)八月苏轼通判杭州，过陈州，谒张方平并会子由；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出守徐州，与子由过南都，谒张方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出守湖州，于南都别子由，谒张方平；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苏轼从黄州到汝州，于南都谒张方平，同年十一月苏轼赴登州知州任，又经过南都；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苏轼出守杭州，于南都谒张方平。其实苏轼九过南都（商丘），元祐六年（1091年）五月第七次经过南都。苏轼由杭州知州迁翰林学士承旨、知别诰，三月别杭州，五月到达南都。张方平于元祐六年（1091年）卒后，他于元祐七年（1092）九月第八次来到南都。苏轼二月先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八月又迁兵部尚书还京。九二日别扬州，舟行经宿州入中原，过夏邑、永城，九月二日至南都。第九次过商丘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轼罢定州知州，以左承议郎任英州（广东英德）知州，闰四月二十一日途经襄邑（商丘市睢县），遇大雨，信宿“乾明寺”，并手书旧作《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并作《自跋文》。苏轼第一次拜会张方平可能是在陈州，所以说苏轼八次经过南都也是正确的。他在南都（商丘）或游历，或探亲，或访友，共创作出34首诗、词、文。

苏轼第一次来南都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苏轼通判杭州，过陈州，谒张方平并会子由，时张方平由陈州知州移守南京御史台。南都，即南京，今商丘。《元丰九域志》卷一：“皇朝景德三年升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升南京，治宋城县。”北宋在西京、北京、南京三留守司均设御史台，各置管沟台事一人，以朝官充任，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实为闲散差遣。张方平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加之年事已高，便疏奏归里，在闲差上了度晚年。苏轼写了《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我公古仙伯，超然羡门姿。偶怀济物志，遂为世所縻。黄龙游帝郊，箫韶凤来仪。终然反溟极，岂复安笼池。出入四十年，忧患未尝辞。一言有归意，阖府谏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茅茨。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归来扫一室，虚白以自怡。游于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鬓生丝。出处良细事，从公当有时。”当然张方平也有赠诗。张方平与眉山“三苏”交谊颇深，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张方平任职成都府尹，苏洵携苏轼、苏辙游学成都，开始了这段长久的友谊。在张方平的提携下使苏洵走出蜀中，并名动天下。苏洵《嘉祐集》中如《上张侍郎第一书》《上张侍郎第二书》《张益州画像记》《上张益州书》等便是二人交往的记录。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则既以从表侄的身份，又以门生之礼，一生敬事张方平。苏轼于张方平两人近40年的交谊，成为文坛佳话，南宋人岳珂有精当的评价：“先生（指苏轼）于乐全（指张方平），以道相从，投石以针，不约而合，谊兼师友，盖所谓千百载间二人而已。”

苏轼第二次过南都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这一年二月，苏轼密州（山东诸城）知州调任河中府（河南沁阳），行至陈桥（河南封丘县境内），接旨又改知徐州，苏辙罢齐州（山东济南）掌书记，任应天府签判。四月苏轼苏辙二人一起舟行至南都。在南都，张方平任应天府知州。苏轼入衙内拜谒张方平于乐全堂。苏轼熙宁八年（1075年）有诗《张安道乐全堂》：“列子驭风殊不恶，犹被庄生讥数数。步兵饮酒中散琴，于此得全非至乐。乐全居士全于天，维摩丈室空翛然。平生痛饮今不饮，无琴不独琴无弦。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但令端委坐庙堂，北狄西戎谈笑了。如今老去苦思归，小字亲书寄我诗。试问乐全全底事，无全何处更相亏。”张安道即张方平，其晚年自号“乐全居士”，名所居之堂为“乐全”，篆“乐全堂”玉印，并自题诗以阐发“乐全”之义。苏轼不仅知张方平晚年之心境，予世人以庄子达观为引导。

苏轼第三次过南都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三月十日达到南都苏轼由知徐州移任湖州（江苏吴兴），将过南都途中写了这组诗。其中《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四）》：“前年过南京，麦老樱桃熟。今来旧游处，樱麦半黄绿。岁月如宿昔，人事几反覆。青衫老从事，坐稳生髀肉。联翩阅三守，迎送如转毂。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此次途经南京为苏轼罢徐州知州后，情绪低落，一方面感叹时光荏苒，另一方面慨叹官职卑微且仕途不顺，而有了出世归隐之想。苏轼虽然心情不好，但他还是拜访了张方平，又一次同弟弟苏辙见面叙旧，停留半个月。他还拜访正值病中的吕希道，三月二十四日辞别苏辙，舟行经永城、夏邑出中原，四月二十八日，到达湖州任所。苏轼到湖州后，还两次写信给吕希道，表达关切之情

苏轼第四次来南都是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苏轼在量移汝州途中，在扬州、泗州（江苏盱眙）两次上《乞常州居住表》。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到达南都（商丘），停留三个月。期间苏轼做的第一件事是得旨常州居住作词《满庭芳》、诗《春日》《渔夫》四首。他在《满庭芳》的词叙中说：“余居黄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别黄州，既至南都，又蒙恩放归阳羡，再作一篇”。苏轼做的第二件事是他拜见前辈张方平，张方平嘱苏轼编纂他的文集。苏轼欣然接受，后完成时作《乐全先生文集叙》。

为张方平眼医赠诗张方平宿患眼疾，据《栾城遗言》：“坡公于张文定坐上赠二诗，引喻博辩，详切高深，坡公敏于著述如此”，作《赠眼医王彦若》诗。苏轼做的第三件事是这时好友王益柔任南京留守，王益柔（1015年～1086年），字“胜之”，河南洛阳人，宰相王曙子。王益柔任南都（商丘）留守职后，建妙峰亭、新亭等景观，苏轼作《南都妙峰亭》《和王胜之三首》以唱和。其中《南都妙峰亭》云：“千寻挂云阙，十顷含风湾。开门弄清泚，照见双铜环。池台半禾黍，桃李余榛菅。无人肯回首，日暮车班班。使君非世人，心与古佛闲。时要声利客，来洗尘埃颜。新亭在东阜，飞宇临通阛。古甃靡翠壁，霜林散烟鬟。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间。五老厌彭蠡，三峰照潼关。均为拳石少，配此一掬悭。烦公为标指，免使勤跻攀。”苏轼做的第四件事是据《国画见闻志》记载，赵昌，字昌之，工画花果，时称绝伦，退居南都的王廷老藏有赵昌的画轴，苏轼得知后，前去王家赏画。王廷老，字伯敭，是苏轼弟弟苏辙的姻亲。苏轼通判杭州时，王伯敭任两浙转运使，与苏轼多有唱酬，在王廷老家中，苏轼鉴赏赵昌之所画梅花、黄葵、芙蓉、山茶，作《王伯敭所藏赵昌画四首》诗。苏轼做的第五件事是救济“后学”李方叔。李方叔即李廌，阳翟（河南禹州市）人，是苏轼同科李宪仲之子。

苏轼到南都，李方叔从阳翟赶去相见。苏轼闻听其父亲、祖母、母亲、前母之丧，因家庭贫，“四丧”皆未举，遂将故人赠送的绢十匹、丝百两资助，并为李方叔的父亲李宪仲作“哀词”。苏轼做的第六件事是安葬苏辙保姆杨氏。熙宁十年（1077年）6月，杨氏卒于徐州，享年68岁，弟弟苏辙暂时寄放其灵柩在开元寺。二月十四日，苏轼将其安葬于宋城（河南商丘县）东南三里外的“广寿院”西侧，并作《保姆杨氏墓志铭》。苏轼做的第七件事是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神宗驾崩，苏轼得息后，作《神宗挽词》并代张方平作《神宗功德疏》。四月三日苏轼离开南都，四月二十二抵达他的乞居地常州。这是黄州归来的苏轼在南都最繁忙的一段时光。苏轼第五次来南都是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二十日，在登州（山东蓬莱）知州任上仅五天的苏轼，又接朝廷诏令任礼部郎中，苏轼别登州，十一月到达南都。在南都城，著名画家程怀立，为苏轼画像。苏轼作《传神记》送程怀立，《传神记》是苏轼绘画理论的代表作。这一次苏轼应该是没有拜访张方平和与弟弟苏辙见面。苏轼第六次来南都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经陈州（河南淮阳）五月到达南都。在南都停留期间，相会“苏门六君子”的陈师道。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推荐陈师道为徐州教授，陈师道得知苏轼出任杭州，托疾告假到南都相会，与之“游从凡累数日”，并作《从苏公登后楼》诗。据《元城先生尽言集》载，南都（商丘）留守、豪迈刚方、能诗善文的李承之，设宴洗尘。苏轼和陈师道“同赴留守李承之宴会”。苏轼第七次过南都是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五月。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苏轼由杭州知州迁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三月别杭州，五月到达南都。他代张方平作《故龙图阁学士腾公墓志铭》。腾公，字元发、达道，东阳人，官至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卒于元祐五年（1090年）十月。据《墓志铭》载：腾公“为文与诗，英发妙丽，每出一篇，学者争诵之”。苏轼在南都作《辞翰林学士承旨第三状》《杭州召还乞郡状》，希望朝廷放他到地方任职，朝廷不允。五月二十四日别南都，二十六日到京。苏轼第八次过南都是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知扬州，八月又迁兵部尚书，苏轼九月二日别扬州，舟行经宿州入中原，过夏邑、永城，九月二日至南都。恩师张方平已逝，拜祭张方平卒于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八日，时任尚书右丞的苏辙为其请诏，赐谥文定。苏轼设灵位以祭，又应文定之子张恕、婿王巩（字定国）之请，撰《张文定墓志铭》。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九日，葬于宋城（河南商丘县）永安乡仁孝里。苏轼在坟前作祭撰有《祭张文定公文》。和王定国唱酬作《九日次王定国》《在彭城日，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十五年，忧乐出处，有不可胜言者，而定国学道有德，百念灰冷而颜益壮，顾予衰病，心形俱悴，感之作诗》。苏轼知徐州时，王定国曾赴徐州停留十日。苏轼在《定国诗叙》云：“念昔日，定国过余于彭城，留数日往返，作诗几百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朝廷下诏，差充“卤薄使”，不许迁延时日。苏轼即别南都，赴京师。

苏轼第九次过南都是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五月。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轼罢定州知州，以左承议郎为英州（广东英德）知州，闰四月二十一日途经襄邑（商丘市睢县），遇大雨，信宿“乾明寺”，并手书旧作《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并作《自跋文》。据《睢州志》载，襄邑，因宋襄公死后葬于此而得名。襄邑居开封、商丘两京之间，北宋时，朝廷赐匾额“东辅”，当时管辖考城、太康、楚丘、宁陵、柘城五县，为东京开封屏障之一。“乾明寺”，唐贞观（627—650）年间建，宋时称“楞枷禅院”。离襄邑至宁陵（商丘市宁陵县），苏轼谒刘昌庙。据《宁陵县志》载，安史之乱中，刘昌以三千人守宁陵，叛将李希烈率五万兵众陈于城下，刘昌深堑以遏地道四十五天，衣不解甲，身先士卒，大破李希烈。苏轼在《书刘昌事》中，表达了对有功于宁陵的唐朝大将刘昌深深的敬意。五月到达南都。苏轼恐累及南都亲朋至交，除乡邻外一律拒见，先后作书简四封。苏轼在《致孙敏行简》写给正任定州签判、自己当时的幕僚孙敏行信简中，表露了他此时的心情：“某庇蒙粗遣，旦夕离南都，如闻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委顺而已”。王巩派专使致书欲求一见。苏轼《致王巩简》答曰：“书意欲一相见，固鄙怀至愿，但不如彼此省事之为愈也”；曾布也派专使来慰问苏轼。

曾布，字子宣，江西南丰人，苏轼同科进士。元丰末，苏轼自登州还朝，曾布为户部尚书，始与往还。不久，曾布出任地方官吏，二人书信不绝。苏轼出守定州，曾布为翰林承旨，又相会于朝，向苏轼请撰《塔记》。苏轼在《致曾布简》答云：“《塔记》久草下，因循未曾附上，今不敢复寄，异时万一北归，或可录呈”；对于好友顾道发，苏轼悄悄舟出南都附近的许口，致《致顾道发简》。其简曰：“屈烦诸公冠盖出饯城外，非放臣所宜，故不敢见，只恃公知照”。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到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总共二十四年的时间内，苏轼九次或八次经过南都，五次拜访过有知遇之恩的恩师和前辈张方平，也至少四次在这里与自己的弟弟苏辙“对床夜雨听萧瑟”“手足之爱，平生一人”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还有和“苏门六君子”的陈师道、好友王巩、王益柔、李承之、孙敏行、曾布、顾道发等坦诚相待，诗文相和，还有当地的北宋文化名人王廷老、程怀立等（有的后来同在一地为官），同时在此帮助“后学”李廌。可以说南都是苏轼的精神慰藉地，心灵的栖息家园，挫折之后的心安之地。苏轼为官之路坎坷曲折，苏轼文学上成就辉煌，南都（商丘）见证了这一切的一切。后来苏轼晚年的七年，苏轼被贬岭南，病死于常州。他再也没有机会与南都续缘，但他留给南都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

武 斌，1971年9月出生，男，汉族，山西省临猗县人，1996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固体地球物理理学博士，副总工程师。获得“四川工匠”“成都工匠”“金牛工匠”“地矿局技术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省级劳模与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武斌城市物探专家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出版物专业书5本，发表物探论文40篇，会议论文3篇，专利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10项。2007年开始业余写作，2008年陆续在《地质勘查导报》《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自然资源报》《大地文学》《运城日报》《中国矿业报》《华西都市报》《山西日报》《中国煤炭新闻网》《四川工人日报》等发表散文、诗歌、小说近两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