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手术的台上与台下:女性爱情的无罪推论

长江新世纪 2024-05-23 09:58:48

本篇书评作者:张二婶

鲜花繁盛的封面上,叠着一个孕妇刀砍斧削般的侧影。书侧边一枝待放的花苞,花茎却戳在一把手术刀上,刀下还有一滴鲜血。温暖又凛冽,安宁又残酷,和书里的故事一样。毕淑敏不愧是白衣天使出身的作家,是用手术刀作笔来写作的啊!

“其实,鲜花只是香氛和背景,白色才是真谛。我这双手,做过很多次手术,我珍惜那些白色手术单下卧着的女子,爱她们滴血丛生的躯体,爱她们百孔千疮的灵魂。”——毕淑敏在序言里这样说。

《鲜花手术》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毕淑敏的青年时代,在“闺密”这个词还没诞生的时代,就发生在她的闺密——女军医黄莺儿略有些传奇的人生中。这个惨烈的故事在毕淑敏心中埋藏了30年,直到那个时代远去,远到将被世人遗忘时,她才把她见证的经历写下来,呈现给世人细细品味。

军医黄莺儿和英雄连长宁智桐相恋了。在那个特殊年代,又是在军营中,他们的恋情只能在地下开展。情节终于发展到两人偷尝禁果后,黄莺儿发现自己怀孕了。不得不说,这个故事的设定与一切俗套的小说和电视剧一样,而之所以会沦为俗套,正是因为这种意外在现实中发生得太多,增加了被书写的可能;而意外为何高发?这就不得不归结于人性与制度的矛盾了:黄莺儿不可以恋爱,因为她虽然是实习医生,已被视为干部,但在任命这道手续完成之前,她就还是战士身份,不允许恋爱。恋人宁智桐先后被提升为副营长、营长,而黄莺儿结束实习后被分在军分区的卫生科,不是理想中的驻军医院或野战医院,“有点儿像中老年妇女,包罗万象,细致琐碎,需要态度好,童叟无欺嘘寒问暖。” 更不巧的是,因为政策变化,提干指标一直没下来,她的恋情依然无法公开。

两人本会各自有美好的前程:军区某首长要招宁智桐为东床快婿,如果答应,他就会成为全军区最年轻的团长,可他为了黄莺儿婉言谢绝了。而黄莺儿有可能被保送到军医大学继续深造,因为工农兵学员必须是战士身份。未婚先孕这事如果传出去,不但黄莺儿名声和前程尽毁,宁营长也就从此升团长无望,甚至营长的位子也未必能保住了。

未落俗套的是,毕淑敏的故事里没有始乱终弃,也没有女性坚定而自毁式地诞下爱情结晶的桥段。她认识的黄莺儿凭着妇产科实习医生为数不多的经验,杀伐决断:“只有一条路,这个孩子必须秘密干掉。”她从地方医院借来全套妇产科器械,在自己的宿舍中,指导连长为自己秘密实施了一场手术。那是一个罪恶的夜。那一夜,对一个人来说太长,对两个人来说太短,对三个人来说是煎熬,对四个人来说,就是千刀万剐。手术的房间里,到处摆满野花,满室馨香。可是,从没碰过那些器械的男人又哪里知道子宫是什么样子!刮匙还没有撤出来,鲜红的血液就像山洪决了堤,奔涌而出……

“我好像感到有一块椭圆状的物体悬在那儿,像个小嫩葫芦,我狠下心用力一捅,然后转着圈儿地一拧一拉,最后是猛地一拽……”读这些用手术刀写下的文字时,我只感觉汗毛直立,鼻腔里弥漫起一股腥甜,近乎晕血。最终,手术失败,为了急救休克濒死的黄莺儿,他们秘密尽人皆知。

如果这就是结局,似乎也未免俗,当然也是因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现实素材不要太多,而且这种残酷的“鲜花手术”不止发生在我们的国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曾写过一部自传小说《正发生》,就是在回顾20世纪60年代宗教和法律都禁止堕胎的环境下,意外怀孕的女大学生和黄莺儿一样赌上性命找人秘密手术的经过。这部作品在2021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影非常大胆地将鲜血淋漓的过程展示出来,画面可能引起极度不适,效果却与《鲜花手术》的文字一样,让人在战栗的震撼中体会到女性在终止生育的抉择中所付出的极高代价。

然而,禁欲的时代里面对生不自由的宁智桐和黄莺儿们怎会料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颠覆主流婚恋观,他们的儿女和孙辈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单身贵族”,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不婚不育保平安”,享受着不生的自由。当年的“鲜花手术”再也不必偷偷摸摸的、赌上性命,甚至是浸透原罪色彩。

如果您认为我在劝退您阅读这本“俗套”又“过时”的《鲜花手术》,那您就不仅错过了一个好的故事,也错过了一次深思的机会。

有太多经典文学作品恰恰是从俗套中脱颖而出的。俗套,是因故事扎实地落在日常生活中;脱颖,不一定是提供了迷宫的出口,但一定是投射了新的目光。同样是军营中,同样在70年代,美国一位女性军官因为怀孕而没能得到荣誉退役的待遇,只好普通退役。为平权奋斗了一生的女大法官金斯伯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怀孕女性受到的待遇跟性有关。只有女人的身体会显示出她有性生活,而且也只有女人会因此受到惩罚。”毕淑敏间接经历的那场“鲜花手术”的结局恕我不能剧透,但您尽可想象:一个想杀死孩子的母亲会给孩子起什么名字?这个孩子怎样生还,又怎样才能理解母亲,原谅母亲?

“鲜花手术”虽是时代的产物,但如果仅仅将这部小说解读为时代悲剧加之于女性身体上的残酷刑罚,就还只见“滴血丛生的躯体”,未见“百孔千疮的灵魂”;未见女性,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命了。“生命有的时候就像一支注射器,扎下去,你不知道会把什么东西吸进来。也许是血,也许是蒸馏水,也许是脓。”毕淑敏这位白医天使作家有极深的悲悯情怀,她让黄莺儿的闺密柳子函在异国向陌生的向导讲述这个故事,不仅是遥望两代人相隔的30年时间,也把时间拉进了更大的空间和价值体系中。同时,也借柳子函的双眼考察Y国的慈善事业,对比和反思中西两个国家对呵护强势群体生命采取的不同模式。养老院、孤儿院、临终救济所、残障学校、精神病院……都在考察之行中,而身在其中的个体生命,经历所谓更先进、更前沿、更机械化的呵护,有时也未尝不是一场又一场“鲜花手术”般的体验。

比如,在Y国养老院里,柳子函看见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被进行机械化洗澡——推进洗澡机,人整个浸泡进去,只留头颅在水面,然后从多个方向喷射水流,旋转按摩上下冲刷……虽然人的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在严密监视下,非常安全,可生命似乎已无尊严可言。

医学背景和军医经历是毕淑敏创作的富矿,对读者来说,也是难得的从手术刀视角切入生命肌理观照世界的阅读体验。只希望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被世界温柔以待,残酷只留存在于书页中昨天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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