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概念：“西方”和“天学” 这里的“西方”是指中国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印度、中亚、西亚、欧洲。 所谓“天学”，和“天文学”有点差别，尽管“天学”这个词汇在古代也能找到，确实也有人使用，但是我用这个词汇是为了把它和“天文学”区分开来。因为在古代世界，“天学”讲天上的学问——主要是星占学，这在西方和中国是一样的，和今天的“天文学”不是一回事，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两个概念混淆。 星占学确实要用到天文学这个工具，很多人就觉得，既然用了天文学做工具，那它就是天文学了。但现代天文学旨在探索自然，古代“天学”则是政治巫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活动用了科学做工具，就认为活动本身变成了科学活动。 也许古代世界唯一的例外就是古希腊天文学，那确实是探索自然的，逐渐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天文学。除了古希腊天文学之外，在古代世界的广大地区，人们所进行的天学活动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亚历山大大帝虽然32岁就死了，但他的东征类似于某种原始推动，比如说推动后面的所谓希腊化时代等。他的东征也包括把欧洲的一些东西向更东方的地方传播，就好像投下一个石子在水中，水波就一轮一轮往远处传出去，这种历史波纹的传播，可能好几百年还在持续不断。中国古代天学上的中外交流，在两千年中就持续不断。 也许有人会想，那有没有中国传到西方去的呢？有，但确实比较少。亚历山大的东征是一个由西向东的传播，它的推动也是由西向东的运动。中国向西方传播确实也有，但是现在看来，这和从西面逐渐传播过来的运动似乎是两个独立的事情，具体表现也不一样。比方说日本在唐代全面学习中国的一切文化制度，唐代的一部不起眼的历法《宣明历》在日本被用了七百年。当然我们也向外传播，但基本上传播在汉字文化圈，比方传播到朝鲜半岛、琉球、日本、越南等。这与从遥远的西方传播过来有所不同。 巴比伦天学和希腊天文学在东方的踪迹 很多现代人觉得古代世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非常困难，其实这种交流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多，更活跃。虽然在古代，从欧洲到中国要走上一两年，但当我们谈论古代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在以几百年几千年做时间尺度，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足够很多商人走很多来回。另外还会有战俘、外交使节等。 巴比伦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最早的，它有相当发达的天文学工具——当然是为星占学服务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部将把各自占领的地方建成独立王国，其中塞琉古王国恰好在巴比伦故地。现代考古学家很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巴比伦泥版图书馆，里面藏的7000多块泥版是天文表。三个耶稣会神父花了毕生精力，整理了泥版上的天文表，将它们转换成阿拉伯数字。从这些表上可以发现，巴比伦人几乎用“折线函数”描述一切天体运行的状态，比如太阳周年运动、行星运动等。 尽管时空相距甚远，而且背景也完全不一样，但奇怪的是，这种方法居然也会出现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历法里。巴比伦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现在还不知道细节。这只是一个例子，还可以再看一个： 佛经原本是用梵文、巴利文等写成的，但是因为现今留下来的汉译佛经中，很多经品的原文都已失传，所以汉译佛经很珍贵，在世界上有特殊地位，和今天把国外某本书翻译过来的性质不一样。从东汉、三国开始，佛经翻译工作就一直在进行。在汉译佛经里，印度的天学附带传过来不少。如果追溯源头，可以发现印度天学受过希腊天文学的重大影响。 今天《大藏经》的“密教部”里，可以找到《七曜攘灾诀》这个经品，这是一种星历表。李约瑟曾在著作中提到过《七曜攘灾诀》，认为这个东西值得研究，但他不懂天文学，所以希望别人来研究。这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但过了三十年也没有人研究。到了1990年，我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开始指导第一个研究生——就是今天的钮卫星教授，我决定让他研究《七曜攘灾诀》。他很努力，先把《七曜攘灾诀》的结构搞清楚了，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星历表——就是描述一段时间里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运行的表，即用数学工具描绘天体运行规律。接着他追溯了这个星历表中天文学知识的源头，发现在这个表上，可以看到希腊天文学的明显影响。 这个例子表明，印度天学随着佛教东来，而它传来的东西里还有更西方的东西。 印度天学在唐代传播中土的盛况 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王朝，政府机构里有很多外国人任职，甚至有一些外国人担任皇家禁卫军军官。至少有三个印度家族在唐代的皇家天学机构担任要职，其中最有名的是瞿昙家族中的瞿昙悉达，他担任过皇家天学机构的负责人。瞿昙悉达保留着印度姓氏，尽管他本人已经华化，他们已经好几代在中国，也娶了中国女性，已非完全的印度血统。瞿昙悉达利用皇家天学机构收藏的各种星占学文献，编了一部《开元占经》——这是中国古代星占学的集大成著作。 《开元占经》里还记载着一种印度历法《九执历》，不过只记下了它一些最主要的参数和基本原则。围绕此事，唐代爆发过相当激烈的争议。唐代皇家天学机构中，有中国人传统的数理天文学方法，同时也将印度人的方法，以及从更遥远的希腊人那里传来的方法，拿来作为参考。《新唐书》和《旧唐书》的《天文志》、《律历志》中，偶尔会在一些记载着中国方法的地方，用小字标注着印度方法，记载着用印度方法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这说明当时中国人也参考外国人的方法，将他们的方法当作一个对照。所以唐代皇家天学机构里，也有人懂西方的天学。 还有一种情形是在公众层面。汉译佛经带来很多经品，比如《七曜攘灾诀》，“攘灾”就是要把灾祸赶出去。在民间层面，人们当然不关心天文学工具哪个好哪个不好，人们关心的是怎么利用星占方法为自己的幸福服务。隋唐时有一种风尚，很多人家里挂着一个星神的画像来“攘灾”。通过一些类似算命的活动，星占学家告诉你应该供奉哪个星神。一般老百姓到外面买一个比较朴素的像版画一样的线描画像——在《大藏经》有关的经品中就收录了一些这样的画像。达官贵人当然不满足于购买批量生产的东西，他们的风尚是找著名画家“私家定制”星神画像。当时一些非常有名的画家，像张僧繇、尉迟乙僧等，他们的一个重要业务就是替达官贵人画星神画像。 这种星神画像的原件，在中国古籍里至今尚未发现，却在日本保留了不少。当时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的贵族热衷于从中国寻求文化产品，如唐代文人的集子、中国人的绘画、中国人刻印的佛经等，都是日韩贵族可以向人夸耀的东西。现在日本的一些佛寺和博物馆里还保留着不少唐代的星神画像，也有些是日本人仿制的。从日本人留下的星神画像上，可以隐约看到它和更遥远的西方有某种联系，例如，星神画像仍然要画七曜，即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但是在那些星神画像里，绝大部分情况下金星的神像是一个女性——这和西方的金星是维纳斯完全可以对应起来。 来源：《科学外史》